谢邀。

清贫不是成为优秀作家的充要条件。

换言之，作家不必要清贫。

实际上海明威自己说过：优裕的经济条件是有利于写作的。

但作家清贫的概率很大。

这逻辑类似于：一个运动员不一定需要通过受伤才能成为巨星。

但巨星运动员免不了会受伤。

从历史角度来看，作家的水平与其清贫与否没有必然关系，而跟其是否受大众欢迎有关。

纳博科夫1955年之前已经写出了他大部分好作品，但并无法靠写作养活自己，必须在康奈尔当老师；《洛丽塔》被当做色情小说出版后意外大红，他才能继续出版之后《微暗的火》之类，然后发财。

马尔克斯38岁之前已经出版了他自认为最好的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等，但必须到《百年孤独》大红之后，他才真正火起来。

此前他连买邮票寄书稿的钱都没了。

实际上马尔克斯出版的前四本书到他33岁时，大概卖了1000册。

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是在1960年代才被评论家们捧起来的，在出版当时并不如姐妹的其他书比如《简·爱》畅销。

19世纪法国最畅销的书并不是我们如今所知不朽的雨果与巴尔扎克们，而是欧仁·苏一本讲上流社会八卦的《巴黎的秘密》，之后大仲马受此刺激才写了《基督山伯爵》。

不止是现代。

历史上最畅销的，永远是贴近市民大众的小说。

说直白点，冯梦龙与曹雪芹各自活着的时候，前者的书畅销多了。

往往一本不那么贴近大众的书要畅销，必须靠名家的揄扬、奖项的赞美，才能让大众去买一本——“虽然不一定读得懂，但据说是好的”。

不朽如《追忆似水年华》，也经历过类似的命运。

王小波生前没有得到他应有的名誉，这点我们都知道了。

他在《青铜时代》的序，著名的《我的师承》里如是说：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文学次序是彻底颠倒了的：末流的做品有一流的名声，一流的做品却默默无闻。

最让人痛心的是，最好的做品并没有写出来。

这些做品理应由查良铮先生、王道乾先生在壮年时写出来的，现在成了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了……以他们二位年轻时的抱负，晚年的余晖，在中年时如有现在的环境，写不出好做品是不可能的。

可惜良铮先生、道乾先生都不在了…… 至于现在，互联网时代，对写作者而言，算友好，但也严酷。

在大陆出书，纯文学首印一万算挺好的了。

我所认识的传统纸媒作家，单靠写书版税能养活自己的比率颇低，基本得靠写专栏、做编辑等来养活自己写小说。

台湾作家其实也不易。

我的某本书输出台湾版权时（后来似乎还得了《联合早报》一个犄角旮旯什么小奖），印了三千册。

我当时还嫌低，人说这在台湾算正常印数。

我的编辑这么说：“在台湾，能只靠写作而不是其他副业活得滋润的作家，就局限在二位数。

”当然，这时代对肯写字的人算挺友好，靠其他方式，比如公众号，比如影视版权，比如网文写作，比如专栏，也可以养活自己。

但默默写字，确切说，写纸媒的，要发大财，挺难。

清贫对有些人而言是经历，就像苦难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是经历。

但清贫对写作本身，帮助不是很大。

还是那句：优裕的经济条件是有利于写作以及一切艺术创作的。

提问这位的朋友，应该是明白以上真理，已经做好清贫了的准备，知其不可而为之地矢志写作。

但并不是强调清贫才造就写作必经之路。

这就像是一个少年说，“我已经决定下半辈子哪怕遍体鳞伤也要成为球星。

”并不是说伤病会帮助他成为球星，而是他已经做好了穿过炼狱的准备。

我很佩服这类人。

所谓已经看明白生活残忍真相，依然肯继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