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谢邀。

在BP制的框架下，特别是我们把这个赛制引入中文语言后，按照现在的基础共识，题主描述的这种通过查了场外资料来判定比赛临场胜负的做法，是不合理的。

在目的论层面上，我们认为校园辩论是基于教育目的的，是特别创设一个虚拟的“语言实验室”环境，来帮助年轻人练习“讨论公共事务”的能力。

因此，在这个目的论下，定义争端真的不应该成为辩论的核心。

所以我们给予正方一辩（赛制内称“首相”）以优先定义权。

事实上，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当一个公关议题被抛向社会时，参与讨论的人们，极少去追究这个议题应当如何去做展开，因为矛盾事实本身就摆在那里。

在真实的决策性辩论，比如议会、董事会、听证会等等环境中，议题本身更是非常直接而具体，尤其是作为反对的一方去争议定义，往往不会增加任何层面的胜算。

在裁判技术规范层面上，假如首相的定义让裁判内心感到了异样，那么他应当做的是立刻关注接下来反方一辩的发言。

如果反方对此定义没有明确地提出挑战，那么该定义有效。

裁判应当收回自己内心对这个定义的异样感，认真听取场上八位辩手围绕这个定义所展开的讨论。

所以在我们看来，不仅是比赛期间，在裁决产生的任何时候，裁判都不应该以主体身份介入辩题定义的争议。

裁判可以把定义问题作为一种技战术建议，在赛后跟辩手交流，探讨这样定义这个辩题更有助于为正方上院加分。

但不能将此纳入裁判考量范围。

当然，作为华语出身的辩手，我非常理解题主提到的裁判把定义“判”给了某一方的问题。

在华语背景下，“定义水平”的高低也是纳入裁判评价范围的。

虽然对于什么是“高水平定义”，华语辩论界至今莫衷一是，有的认为学理上要“专业”，有的认为价值上要“崇高”，有的则认为定义就是要“抖机灵”。

因此，我认为在华语辩论背景下，裁判现场查资料的问题，无普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