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盛行结党营私、任人唯亲。

希特勒带头大搞裙带关系。

在党内，谁忠于自己所在的小集体，就能得到资助和救济，从而对主子感恩戴德，于是纳粹党的政治领导人不得不向下属分配工作岗位和职位，在1933年之后则主要是提供物质资助，以便驾驭好自己的下属，并借此强化自己在党内的权力地位。

但这绝不意味着，领导们完全一面倒地依赖于自己的下属，因为假如某个小圈子的成员对主子不够忠诚，后果会很严重。

谁要是失了宠，在纳粹运动中往往就算“完蛋”了。

希特勒的副官弗里茨·维德曼在给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一封信中用挖苦的口吻描述了这种现象：要是哪个前党员或者老同志和某个领导人闹翻，就连狗都不敢吃他的面包了。

这样的失意者在党和国家机关里找不到工作，私企自然也不敢雇用他们，因为它们害怕被党指责说雇用了不可靠的人。

所以还不如直接给这样的人判死刑，或者让他们吃一辈子福利一方面是对党员曾经遭受的所谓冤屈进行“补偿”，另一方面是纳粹党内的朋党之交，这两点在1933年后造成了一种德国历史上没有前例的有组织的任人唯亲现象。

有讽刺意义的是，出现这种现象的恰恰是一贯在宣传中与所谓“魏玛的特权官僚经济”划清界限、以清正廉洁自我标榜的纳粹党。

因此，甚至早在1933年初，第三帝国的就业政策就暴露出了特别猖獗的自私利己苗头。

1933年5月，普鲁士省议会内的纳粹党派别就要求其成员，努力去“安置”党号在100000以下的所有党员，即那些被称为“老近卫军”的老党员。

1933年7月，“副元首”鲁道夫·赫斯在一份公文中将受照顾的群体范围扩大到了所有失业的“老党员”，即在1933年1月30日以前就加入纳粹党的人。

在解释这个决定时，赫斯诉诸了纳粹党内早已形成的、与“牺牲者的团体”的自我认识相匹配的陈词滥调：“老党员”在“就业时应当得到特别优待”，因为他们在“旧体制下在很多方面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有的人失去了工作，有的人在找工作时受到了歧视”。

赫斯还用对吃亏的老同志进行补偿和提供社会救济的幌子来掩饰在政府采购时对“老党员”的优待。

这些措施是为了“对老党员在旧体制下遭受的歧视和抵制加以补偿”。

1933年10月，柏林的帝国职业介绍与失业保险局对尽快“安置”纳粹党员的特别行动进行了集中管理。

受到照顾的“老党员”包括党号在100000至300000之间的党员，或在纳粹党内担任“干部”一年以上，以及所有在1933年1月30日以前就加入冲锋队、党卫军或钢盔队的人员。

这项政策反映出了冲锋队在纳粹统治早期的强势地位，因为在1931年或1932年加入冲锋队的人就能享受优待，而在同一时期入党的人却未必能享受到这个待遇，因为纳粹党的党员人数在1930年末就已经超过了30万。

很多省部书记因此大倒苦水，认为普通党员“与冲锋队员相比受了冷落”。

但是，即便有这种区别对待，它在职业安排的实际操作中也没有什么要紧，因为有关部门将此次“特别行动”视为大包大揽的特许，趁机将所有党员都安排到油水足的岗位和职位上去，而根本不管他们的党号是否符合优待的条件，或者他们的生活是否存在困难。

在纳粹党统治的最初几年内，几十万纳粹党人在政治庇护下挤进了公共事业单位的新岗位。

仅仅德意志帝国邮局一家，在1933至1937年间就接纳了三万多名“有功的纳粹党员”。

在安排工作的时候，失业的党员往往竞争不过那些一心钻营的的人，于是“特别行动”的真面目很快就暴露无遗——大规模、有组织的任人唯亲。

例如，帝国战争部长指出，在1936年1月1日以前被安排到他的部门的中层和下层干部岗位上的3023名纳粹党员中，只有369人此前是失业人员。

因此有超过80%的人是从现有的工作关系中转到国家机关的。

这违反了所有的规章制度，揭露了“特别行动”旨在照顾那些“生计无着”的党员这种说法的荒唐和虚妄。

在柏林，纳粹党各省部领导层建立的“职业介绍部门”首先完全无视了“特别行动”照顾对象的限制条件，将所有的“老党员”都拉了进来，“以便满足经济的需求”，这就是他们的解释。

就这样，在纳粹党掌权的最初三个月内，有超过一千名纳粹党员得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到1934年10月，就有大约一万人得到了这样的照顾。

在汉堡，纳粹党对现有的照顾老党员就业的政策也做了随心所欲的解释，下面是几个例子。

帝国内政部长一纸公文就将公共事业单位中原本应当用“即将退休人员”来填补的空缺岗位的比例从90%缩减到了50%，以便给“老战士”们腾出空间。

于是，在汉堡，90%的空缺雇员岗位都被“老战士”占据，“即将退休人员”的利益遭到了粗暴的践踏。

汉堡的纳粹党人对工作岗位进行了内定和瓜分，纳粹党汉堡省部和冲锋队第12旅分别得到43%的岗位，剩下的14%被分给了党卫军第28旗队。

因此，在就业分配上根本就不存在哪怕是表面上公正的规则，因为人员安置的权力被下放给了纳粹党组织。

纳粹党的有组织的任人唯亲是完全公开的，厚颜无耻且具有系统性，因此在本质上与当时所有的通过长期统治形成的政党裙带关系对“老战士”的“救济”并不仅限于将他们安插到国家机关里。

纳粹党“运动”数量众多的纪念日，比如1月30日、4月20日或11月9日，都是慷慨提携、鸡犬升天的良机。

根据1936年5月26日帝国财政部的通令，所有“老战士”在1933年1月30日之前在党卫军、冲锋队的服役时间以及担任纳粹党干部或演讲家（“对性格和政治教育具有突出意义”）的时间都可计入公共事业单位的工龄，也就可以借此领到更高的工资。

除了全国通行的规定外，还有一些地方性法规予以补充。

例如，汉堡市政府就做出规定，在1930年9月14日前入党的党员，可以享受职员每年2950帝国马克、工人每周46.08帝国马克的最低保障工资。

这些人还享受着铁饭碗，因为除非事先通知省部书记和各省总督，用人单位不得解雇这些人员。

哪怕不符合公共事业单位的用人条件，党员们也尽可以高枕无忧。

他们可以通过所谓的“私人劳动合同”轻松地绕过不符合用人条件的障碍，并且可以很快转为正式的干部或职员工作关系。

尤其是，在“私人劳动合同”中，薪酬条件是可以协商的，况且这种岗位的待遇一般都非常优厚。

通过这种方法，哪怕是较低级的岗位也可以得到比公共事业单位正常薪酬标准高得多的待遇。

很多自身条件较差、不符合中下级干部岗位要求的纳粹党人在“私人劳动合同”的帮助下，得以在公共管理部门飞黄腾达。

在汉堡，冲锋队干部和福尔斯比特尔集中营指挥官保罗·埃勒胡森原是个学徒未满师的售货员，从1929年起就一直无业，却在1933年7月通过“私人劳动合同”一跃成为帝国总督的“私人秘书”，并获得了“行政专员”的头衔。

他被提升为州政府顾问和高级顾问，后来又调入青年事务办公室担任部门负责人，但是他很少去上班，“因为他几乎总是酩酊大醉”。

纳粹党省部监察官马克斯·拉茨原先是熟练的白铁工，从1925到1933年却以小贩为业，1933年4月被任命为委员会主任，当年9月被提升为委员会主席，1934年3月成为汉堡判决执行办公室主任。

1938年1月，他又换了一个油水丰厚的岗位——汉堡自来水厂厂长。

纳粹党县党部书记威廉·特格勒原是个小学文化的会计，1933年10月通过“私人劳动合同”进入汉堡财政管理部门任职。

短短几年之内，他就攀升到了汉堡公务员的最高位置（1934年升任行政专员，1937年晋升为高级行政专员，1939年升为州政府理事，1942年担任州政府国务秘书），不仅领导着整个建设管理部门，还兼了“汉萨城市汉堡展览馆”经理这一油水很足的职位。

这种惊人的飞黄腾达在第三帝国的地区性纳粹精英中虽然并不具有代表性——因为纳粹党的领导人并非全部来自社会底层——但也绝非个别现象。

在慕尼黑，纳粹“运动之都”，像克里斯蒂安·韦伯这样的马夫也能爬到“经济专员”的位置，这表明德国的精英阶层的成分在政治驱动下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

但是这种变化完全是由于结党营私和任人唯亲，而不是像纳粹政府宣传鼓吹（无阶级差别、人人平等）的那样，是由于纳粹党致力于在全社会提高社会流动性、改善下层群众的受教育和上升的机会。

除了公共事业单位之外，国有企业或“公私合营企业”也为提携党员同志提供了良机。

城市的煤气、供水和电力企业，短途交通企业，国有企业或国家参股企业，以及健康保险公司，或先前的由工会所有或与工会关系紧密的企业，全都成了纳粹党人就业的王道乐土。

有些企业由于吸收了大量纳粹党人，几乎濒临破产。

例如，德国大宗采购消费协会（GEG）所属各企业的全体职工中，新近入职的纳粹党人占到了75%。

售货员的数量增加了25%，销售额却同期下降了30%。

普通健康保险公司，比如在柏林和汉堡的公司，也被迫大量雇用“老战士”，尽管它们并不需要这么多员工。

在帝国监管部门所做的一次审计中发现，仅汉堡普通健康保险公司的员工数量就比所需定额多了228人。

1933/1934年，汉堡高架铁路股份公司就安置了一千多名党员。

在汉堡，为了安抚那些政治上出了局的党员，常常把他们安排到“公私合营企业”去，用丰厚的薪酬来补偿他们权力的丧失。

在这些企业里，“老党员”们会签订所谓的“领导岗位合同”，借此享受“老战士”们在公共事业单位能够享受到的特权，比如，可以慷慨地将党龄和其他的“贡献”计入工龄，由此得到更丰厚的退休金。

例如，已退役的警察总长威廉·伯尔茨于1936年底被安排到港口轮船航运公司（HADAG）董事的职位上，他的工龄被一直倒推到了1918年，因为他的军龄、党龄和在冲锋队服役的时间都被算了进去。

“公私合营企业”原本就人浮于事，因此在虚假的工作关系掩护下，安插了一大批主要从事党务工作的党员，给他们丰厚薪酬，就毫不奇怪了。

例如，汉堡“党部农业事务主任”赫伯特·东克尔还担任了“汉堡发电厂农业顾问”的职务，年薪高达1万帝国马克，却从没去发电厂上过班。

东克尔的前任，即前一位党部农业事务主任赫伯特·舒尔茨则占据了汉堡火灾保险公司“农业保险事务顾问”这一油水很足、有名无实而无需真正工作的职位。

除此之外，汉堡火灾保险公司还给很多冲锋队干部安排了闲差，比如卡尔·吕施担任了“行政主管”，但他真正的岗位其实是冲锋队行政主管。

吕施自己也承认，通过这种手段，“得以将我们旅非常有限的资金用于其他用途”。

汉堡港口与仓储公司雇用了一名专职的纳粹党演说家，汉萨城市汉堡展览馆为一名纳粹党县党部组织部长提供资金支持，汉堡艺术馆则安置了帝国美术协会的一名州级领导人。

政府控制下的几乎所有企业和机关都被拉进来，隐蔽地供养党员，同时也就是在隐蔽地为纳粹党提供资金。

这种现象不是汉堡的特例，在全国各地都有立法机构也被纳粹党人用来给自己谋福利。

例如，1934年12月13日颁布的《公民合法权益赔偿法》免除了所有党员在“国家社会主义崛起”期间侵犯他人权益和破坏财产的个人经济法律责任，而这个时限被拓宽到了1934年8月2日。

党员在此期间造成的人身和财产损失应由“公众承担”。

1938年颁布的《旧债免除法》通过法律途径帮助那些“由于参与国社党政治运动而导致自己的独立经营企业破产”的党员摆脱债务希特勒带头贪污、行贿尽管国家财政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用于供养党员，但国家财政的结构决定了，纳粹党人还是不能随心所欲地对其加以利用。

比如，国家财政要确定支出，每一笔支出还要与预算的各个条目挂钩，这就需要系统性的缜密计划，而这不仅与纳粹党人的仓促、骤然、战役式的政策风格相抵触，也无法与纳粹的统治结构兼容。

因为纳粹的统治结构分为不同的权力集团、各种特别机构、特别委员、特别专员、不同的派系，以及纳粹党体制内的私人交情。

于是，国家财政的结构瓦解得越来越厉害，各种特别和特设基金、晦暗不明的基金会和小金库却越来越多，它们受纳粹党的某些权贵直接控制，资金则来自不同的途径。

帝国审计总署的副署长埃米尔·施腾格尔将基金经济称为“各级行政机关根深蒂固的倾向”。

特别基金可以用来为五花八门的目的提供资金，不受到任何开支检查和金融监管，因此特别适合用来供养私人亲信和追随者。

因此，特别基金成了第三帝国腐败的一个核心来源。

首先，希特勒就利用特别基金来建立自己广泛的私人圈子，给亲信们提供馈赠、资助和赠礼。

这位独裁者如此行事，经费来源五花八门：国家财政、“德国经济界向阿道夫·希特勒捐款基金会”从德国经济界获取的募款（到1945年，高达7亿帝国马克）、《我的奋斗》销售所得的版税和稿酬（每年有150万到200万帝国马克）、德意志帝国邮政部门因销售带有元首肖像的邮票而给希特勒本人的分成（总计5200万帝国马克）。

另外，希特勒在德尔布吕克—席克勒尔银行还拥有一个“援助基金”账户，其资金来自已经去世的、指定希特勒为继承人的纳粹党追随者的财产。

希特勒获取这些遗产，却不曾缴纳过遗产税，因为，就像他的律师吕迪格·冯·德·戈尔茨伯爵向财政部门解释的那样，“众所周知，元首、党和国家是一回事”。

从希特勒的收入情况可以看出，公家和私人的财政被危险地掺和在了一起，这在第三帝国的基金经济中是典型现象，也与希特勒的自我认识吻合——他的公私生活就是不分的。

甚至有些收入来源很难清楚地确定，究竟是私人收入还是公共收入。

希特勒的所谓私人收入，比如他的稿酬，其实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赞助和推广。

购买《我的奋斗》是一种义务，比如户籍登记处必须向新婚夫妻提供这本书。

希特勒利用特别基金来收藏艺术品，并赞助筹备中的位于林茨的“元首博物馆”，但主要的开支还是馈赠他人，而且这种馈赠总是免税的。

形形色色的人都从他那里获利一方面，军事精英们每月都能领到免税的职务津贴，这是数额相当巨大的一笔钱；最重要的还有礼金，陆军元帅们得到的礼金平均在25万帝国马克，有的人能拿到比这多得多的数额。

陆军元帅凯特尔收到了约76.4万帝国马克的礼金，陆军元帅冯·里布骑士收到了88.8万帝国马克，古德里安大将甚至收到了价值124万帝国马克的地产。

希特勒向将帅们赠送如此巨额的财产，不仅仅是为了向他们的服务表示感激，更是在有意识地对他们进行腐蚀，加强他们与元首的联系。

希特勒操控帝国的军事精英，靠的不仅仅是他的领袖魅力，而是，按照“7月20日事变”的密谋者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的说法，“用一根黄金的，但非常有效的缰绳驾驭他们”。

国家机关和党内的精英们同样收到了慷慨大方的馈赠。

帝国外交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在50岁生日时收到了100万帝国马克的礼金，帝国总理府的幕僚长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在65岁生日时收到了60万帝国马克。

给党和国家的高官的类似礼金一般在10万到25万帝国马克之间。

这种馈赠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保证受馈赠者的忠诚可靠。

作为反例，有的下属虽然收受了物质上的馈赠，却仍然忘恩负义，这令希特勒及其亲信暴跳如雷。

当希特勒、戈培尔和希姆莱得知柏林警察总长赫尔多夫伯爵也参加了1944年7月20日的政变阴谋时，第一反应是火冒三丈地指出，他们曾多次帮助赫尔多夫还债，并资助他摆脱经济上的困难。

但希特勒的馈赠和礼物并不全是赤裸裸的权力政治的算计、为了控制对方的忠诚。

很多在党内斗争中失势、被束之高阁、丧失了全部政治影响力的人也享受到了元首的恩典。

对这些人安抚一番，就不必担心他们会做出什么不利于政府的行为。

长期担任秩序警察总长的党卫军大将库尔特·达吕格丢掉政治权力之后，希特勒将萨姆特县的伊尔泽瑙庄园馈赠给他，作为抚慰。

原先的总理府幕僚长菲利普·布勒在与拉默斯和鲍曼的权力斗争中落了下风，一败涂地，于是希特勒赠给他10万帝国马克，帮他摆脱经济困难。

1940年，希特勒向于1936年被撤职的省部书记威廉·库贝赠送了一大笔钱；1942年，前任黑森州总理斐迪南·维尔纳在65岁生日之际得到了每月500帝国马克的额外“荣誉薪金”。

维尔纳在1933年与黑森党部书记雅各布·施普伦格的权力斗争中落败，后来被贬谪到布雷斯劳省政府担任行政专员。

在对给维尔纳的“荣誉薪金”做解释时，党中央办公室主任鲍曼指出，维尔纳旧时的同事，比如帝国审计总署的署长海因里希·米勒、维也纳市长菲利普·威廉·荣格或者驻法战争行政管理部总长维尔纳·贝斯特，都已经晋升到了比他们的政治导师维尔纳高得多的职位。

而维尔纳这样一个“民族的和反犹思想的资格最老、最不知疲倦的先驱战士”却没有从较低的岗位上获得过晋升。

在这些例子中，赠礼和资助都是对失去政治权力之人的抚慰。

希特勒的礼物不仅有政治上的深谋远虑还扎根于一种几乎是多愁善感的朋党之交。

这种朋党之交对希特勒和纳粹党“运动”来说，就像政权内长期的派系和门阀斗争一样，非常典型本文引用资料是不是《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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