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欢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点出了“今日无事”背后的寓意，故事本身是一回事，但是讲述这个故事则是另一回事，关于实然方面的解答高赞回答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但是当人们在讲述这个故事时，他们想传递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大革命是前所未有的，而愚昧的国王则对此一无所知。

这种叙事对于国人而言并不陌生，其实这不过是另一个版本的马葛尔尼与乾隆，在大革命的进程中这样的事例并不少见，另一个著名的故事是“这是一场叛乱么？”“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

”【然而区别在于，今日无事在实然上应该没有太大问题，而后者的真实性仍然值得怀疑，毕竟如果这是真的，那这位大臣可能是“革命”之父了】那么，这种观念是否正确呢？我想答案很模糊，对，却也不对。

这种观念错误的地方在于，路易十六对于国家的危机绝不是一无所知，乃至可以泰然自若的，早在1786年8月，财政大臣卡隆便告诉他国家快要破产，最迟在那个时候，路易十六就知道，他的国家已经处于危机之中，而到了决定召开三级会议时，他就意识到，改变即将发生。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说路易十六无法想象之后发生的事情，恐怕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即使是革命者自身，在革命真正开始时，也从未想象过革命。

如果我们考察三个等级在三级会议召开前起草的陈情书，会发现三个等级普遍要求自由、平等，要求一部宪法，要求财税平等——包括享有税收特权的贵族阶层同样要求废除特权。

但是有趣的地方在于，革命的进程很快就脱离了陈情书的请求范围，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性成果是1791宪法，在三级会议召开之前，即使是最激进的革命者也没有想象过新的地方行政体制、推行纸币和国民卫队以及废除贵族头衔，这说明革命者的思想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的，而是伴随着革命进程不断变化的，在1789年，没有人想象或谋划过革命。

所以，如果我们要对这个问题简单的回答，那就是：路易十六和革命者一样，都意识到了旧制度的衰亡和变革的即将发生（当然是否接受这种改变则是另一个问题了），但是无论是路易十六还是革命者自身，都无法想象之后发生的一切。

从这个角度而言，“今日无事”想要传递的“革命者们开启了前无古人的事业，而路易十六对此一无所知”的叙事并不成立，问题不在于路易十六是否盲目，而是因为在1789年，革命者知道的，并不比路易十六多多少。

大革命不仅在路易十六的认知以外，也超过了革命者一开始的想象。

有一种叙事认为，1789年君主立宪派（虽然这个派别显得过于宽泛）占据了政治舞台的中央，而雅各宾派则处于角落中，罗伯斯庇尔们在米拉波的阴影下等待机会，最终在1793年夺取了政权，这种叙事的问题在于，在1789年根本没有雅各宾主义者，罗伯斯庇尔和米拉波的想法在一开始并没有什么不同，他在国王出逃之后仍然反对建立共和国，雅各宾派的思想是在1793年，才被革命的进程创造出来的。

威廉多伊尔因此断言：不是革命者创造了大革命，而是大革命创造了革命者。

为了进一步探究革命的进程是如何超越革命者想象的，我们需要再次回到代表们的陈情书上，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于，代表们提出的要求具有普遍性，并且十分空泛和抽象，诚然，所有人都要求宪法，所有人都要求自由和平等，但是没有人能说清他们想要的宪法具体包括什么，也没有人能说清该怎样实现自由，毋宁于说，彼时的法国在经受启蒙运动洗礼之后，在精英阶层形成了一种共识：旧制度必须改变，我们的国家需要宪法和自由，但是，他们的共识也仅限于此，正是由于代表们对宪法和自由有着不同的理解，才导致在革命真正发生时，冲突不断升级。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当时的革命形势做出这样的判断：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启蒙后，法国的社会精英们达成了一种共识，他们需要用宪法和启蒙精神改造这个国家，但是遗憾的是，这几乎是他们唯一的共识，对于具体的政策和制度，没有人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或许没有人真正思考过），所以在这个阶段，革命者内部的分歧被掩盖了，然而伴随着王权倒塌，这些爱国英雄走上台前时，他们才真正发现原来他们内部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因而冲突不再出现于旧制度和革命者之间，而是出现在革命者内部：两院制与一院制、君主立宪与共和国、吉伦特派与雅各宾派，而这些冲突也与国内外形势一起，推动着革命走向深处，远远超过了1789年时人们的想象，在三级会议召开前，爱国英雄们想要的只是废除特权、财税平等以及只具有理念意义的自由与平等，但是到了1794年，法国人得到了共和国和第一个普选制宪法，而这，就是革命自身的动力学。

其实问题回答到这里已经基本完整了，但是与此有关的还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路易十六的认识对于革命的进程有着怎样的影响，因此还可以补充一二。

当三级会议召开时，即使早有准备，革命的激烈程度仍然超出了路易十六的想象，6月17日，第三等级将三级会议更名为国民议会，并且宣布现有税种全部非法，等待国民议会颁布新税，这意味着国家主权从国王手中转移到国民议会手上。

路易十六宣布该决议无效，并且要求恢复三级会议的形式，但是路易十六同时也表示，未经三级会议同意不征收新税，并且将在各省建立三级会议，这实际上表现了他对于改革的接受程度，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盲目的专制君主。

然而这样的让步并不能让革命者满意，伴随着深孚众望的财政大臣内克被解职，议会内部的争斗转化为群众运动，这就是著名的攻占巴士底狱，最终，路易十六妥协了。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10月，路易十六对于人权宣言和废除封建制度的8月11日法令只是部分的进行了接受，最终一场面包游行转化成了政治运动，这一次巴黎群众将路易十六从象征着专制王权的凡尔赛带回了群众的巴黎，从此以后，路易十六再也没回过凡尔赛。

路易十六戴上了象征自由的三色帽徽，但是裂痕已经种下，旧制度的绝对君主和新制度的大革命本就不属于一个世界，即使路易十六本人可能是最温和的君主，但是问题从不是在于个人，而在于两种制度。

此时的代表们热切的希望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但是作为路易十四的子孙，“公民卡佩”无法接受这一切，而将这种冲突推上高潮的，则是1791年6月20日的国王出逃事件——巧合的是，这一天正是网球场宣言纪念日——路易十六在出逃前，留下了一封信件大肆批判革命，可最终他还是被带回了巴黎。

国王出逃事件的意义在于，它将所有潜藏下来的矛盾全都摆上了台面，并且要求所有人立刻站队——法国，被分裂了。

7月17日，巴黎群众请愿废除国王，建立共和国（在此之前没有一个代表提到过共和制），最终引发了战神广场大屠杀，也正是由此开始，吉伦特派的领袖布里索走上前台，主张君主立宪的代表从雅各宾俱乐部中分离成立斐扬派，而罗伯斯庇尔也开始认真的思考共和国，由此，革命的进程被大大加速了。

最终，在1793年的1月，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然而即使如此，革命的进程也并未放缓，国王出逃极大的加快了革命自身的动力学，而一旦革命的机器开始启动，在他精疲力尽前，没有人能让他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