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曹忆蕾来源 | AI财经社“每个平台都是大明星、流量艺人，非常俗，但这是现实。

大家就是要流量流量流量。

”这是《乐队的夏天》中出现的一幕。

在这档节目里，31支乐队要在这个夏天角逐出HOT5，资历最老的是出道30年的面孔乐队，也有音乐节压轴的常客新裤子乐队，还有名不经传的客家乐队九连真人。

尽管中国的乐队不再是稀有动物，坐一趟大巴去郊区赶一场音乐节太常见，可被放到综艺舞台，这还是头一遭。

现场打分、末尾淘汰、直面批评，他们熟悉地下录音棚糟糕的气息，熟悉音乐节躁动的旋律，熟悉默默无名时的挣扎，唯独不愿向市场和流行低头。

张亚东说，钢琴教育十年，不如一个郎朗。

90年代的唐朝、崔健之于中国摇滚乐，何尝不是星光熠熠。

辗转30年，中国摇滚乐在主流市场失声了，重新回归却要承受争议。

中国摇滚乐不止1994年的伤心旧闻，还有后20年的挣扎与求生。

追逐个体享乐的世界已经不是摇滚乐的乐土，该放下前程往事和英雄强势，为摇滚乐寻找新经典和新偶像。

谈论乐队的夏天还为时尚早，不如先试着走出冬天。

90年代，“摇滚就是反商业”在1989年的冬天，台湾音乐制作人张培仁只花了一首歌的时间，就为大陆摇滚圈旺盛、蓬勃的能量吸引、着迷。

那是一首老牌摇滚乐队RUSH的歌。

在王府井的一家咖啡馆里，他和唐朝乐队也因此成为朋友。

隔年，张培仁成为了唐朝乐队的操盘手。

他所创立的“魔岩”厂牌，相继推出了《中国火》系列、《唐朝》专辑和后来代表“新音乐的春天”的“魔岩三杰”——窦唯、何勇、张楚，成为了人们对90年代摇滚乐的经典记忆。

台湾成熟的唱片工业撞上了大陆摇滚圈的能量场。

当时，魔岩宣传总筹牛佳伟的感觉是：“大陆音乐带领整个华语音乐潮流的时代来了”。

1994年12月，当“魔岩三杰”及唐朝乐队站上香港红磡体育馆，整个港岛都在震颤。

演唱会台下，张培仁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

这是他的意图，让中国摇滚乐走出去，再回头来造成影响。

在轰动背后，却是摇滚浪客和唱片公司之间的一笔烂账，各执一词。

多年之后，这股怨气仍然难以化解。

于唱片公司而言，北京摇滚圈是一座未经开掘的音乐富矿。

滚石唱片声称，投入是不惜工本，一般专辑制作费几十万，但是出一张摇滚专辑，他们舍得花300万。

乐队似乎并不领情，抱怨合同不公、报酬太低。

面孔乐队嫌《火的本能》30万的保底版权费太低，把制作人方无行堵在三环路上，吓得方无行逆行逃跑，车跑没油了，被乐手捉住跑家里洗劫一遍。

1996年，方无行再次陷入狼狈，摇滚圈疯传方无行与盗版商联手。

多年后，他说，”这完全是不可能的，连北京玩摇滚的一些老炮们都把这样的说法当成笑话。

当时的情况是大家都被盗版困扰，北京本地的各路神仙也无法搞清盗版的源头，我一个外来人怎么可能和大陆的盗版商联手呢？“乐手拒绝配合宣传，追要唱片销售分成。

一卷磁带的收益是1.5元，分给乐队4个人，每个人从一卷磁带里可以分到4分钱。

加上唱片公司只签约主唱，不签乐手，这直接导致“做梦”乐队的解散。

当然，这也有唱片公司的考量——据说当初签约“黑豹”乐队的公司，因为窦唯离开乐队受到不小的损失。

规则、合同、商业道德，这是第一代摇滚客从未接触的世界，才华是他们最大的道德，他们也因此成为潮流、市场、女孩之间的宠儿。

但是，成名背后的代价，他们一无所知，经验为零。

“我们受到的教育里，是不懂得这些的。

”张楚说，“那时候谁知道唱片业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

只有你进来了才知道那里头的沟沟坎坎。

这是个过程，也得有点牺牲。

”不仅如此，乐手和商人是两辆迎面冲撞的车，在高速行驶中相互较劲。

乐手间流行“反商”情节。

张楚在接受正午采访时曾表示，当时的大众是被乐评引领的，而乐评人因为要占据先锋性，又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理念即“摇滚就是反商业”。

方无行不以为然。

他在中国摇滚乐的回忆录《泥石流本纪》中抨击乐手的虚伪，“他们心中有着极端孤高的反商情节却又受不了名利的诱惑，并将争名夺利的企图，以非比寻常的优质行动作为较劲的方式，这是摇滚圈的悲哀。

”94年的红磡演唱会，成了一个时代匆匆完结时的最后华彩。

这是滚石公司唯一组织过的一场大陆摇滚演出，虽然赢得了声量，但并没有赚到钱，在商业上也是失败的。

贫瘠地里生出的鲜花，再绚丽夺目，也难有长久的生命力。

辉煌、激情被一夜成名耗尽后，结局如何勇后来所言：张楚死了，我疯了，窦唯成仙了。

2001年，滚石迫于财务压力，从国内撤资。

尽管张培仁对于大陆摇滚乐有着长远计划，他已经意识到“这是工业、产业的人要去解决的”，已经无计可施。

最后，中国火变成了张培仁一肚子的火，他带着遗憾与恨离开北京，离开自己一手缔造的大陆摇滚乐的巅峰时代，离开“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理想主义的十年”。

千禧年，“我不要一直活在地下”2019年的夏天，张亚东又一次听到了《New boy》，这是一首20年前的歌，出自朴树的首张个人专辑《我去2000年》，他是这张专辑的制作人。

歌还很新，演奏的人换成了盘尼西林，一支平均年龄25岁的乐队。

张亚东50岁了，他也好久没见过46岁的“小朴”了。

这是一首为千禧年创作的歌曲，人人都是new boy，对技术、资本、财富充满热枕，任何人都能赚到钱。

正如《New boy》里唱的，“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

”现实与歌里唱的总是相反。

互联网的到来，彻底摧毁了唱片业，这是场全球性的崩解，不仅在中国。

基础薄弱中国唱片工业尚无力制造一个流行明星，更别谈向地下摇滚倾斜资源。

在一个没有音乐节，没有广告代言，没有商业赞助的年代，摇滚老炮彻底哑火了。

2008年，在盛志民导演的纪录片《再见，乌托邦》中，何勇向DJ张有待打听张培仁的消息，想通过他向滚石唱片要点钱：“这么多年了唱片一直卖着，彩铃什么的，一分钱没给过。

”前一年，他总共只有三场演出。

窦唯不做摇滚乐，换了新的音乐类型。

在南方，一场演出给200元，他也愿意去，他认为自己应该走动着、演着。

这样的价格，红过的乐队都不愿将就，放不下身段。

互联网来了，有强大的搜索引擎，有到处发歌的平台。

但是免费下载、免费听歌，歌手去哪里赚钱吃饭。

何勇弄不明白，他问张有待，“网上有商业模式吗？”或许，何勇该更直接点，中国还需要摇滚乐么？张培仁曾向崔健建议把摇滚乐改叫“刀子歌”，彻底与西方脱轨。

无论是刀子歌，还是摇滚乐，其本质都是对现实的批判。

早在1993年，魔岩三杰依然活跃在舞台上时，乐评人金兆钧就指出，“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极端的浪漫主义，不是现实的批判的摇滚精神。

为什么呢？中国人刚刚开始挣钱。

如果中国没有大的变化，老百姓会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先追求钱。

追求钱的过程中，人们不会过分的追求精神，而是追求放松和享受。

”1997年，一股新生音乐力量顺势而生，要和“苦大仇深”的摇滚乐说拜拜。

“北京新声”的概念第一次被提出来，时髦的，前卫的，趣味的，都市的纸醉金迷和年轻的享乐主义，其中不乏此后大有名气的新裤子乐队、鲍家街43号、花儿乐队等。

幸运的是，他们赶上了唱片业的末班车，从卡带到 CD ，短时间内被关注到。

不幸的事，人还没撑到发迹，就被互联网大潮淹没了。

“那时候真的没人听了”，新裤子主唱彭磊改去做动画片导演，吉他手庞宽做设计。

那时，清醒乐队的主唱沈黎晖摇身一变，成了唱片公司摩登天空的沈老板，日子也不好过。

2000年到2005年，摩登天空欠了一屁股债，到最后只有两三人勉强支撑，投资了300多万，亏了将近一半。

沈黎晖躲进了录音室听音乐，他很清楚，“我是在逃避现实”。

有人逃避现实，自然也有人另觅出路。

2000年，鲍家街43号的乐队主唱选择单飞，签约世界五大唱片公司之一的华纳。

摇滚圈少了一支先锋乐队，中国流行乐从此升起一颗巨星，那就是汪峰。

一曲《飞得更高》让汪峰听到了钱的声音，2004年6月到2005年1月，半年时间里，《飞得更高》先后在各种舞台上重复三百多遍，还与“神舟六号”一同升空，汪峰成了中国企业家、官员们喜爱的歌手。

与新裤子同为朋克军团的花儿乐队，选择了走向大众，签约主流唱片公司百代后，走起了流行摇滚风。

可是，流行摇滚能叫摇滚吗？这不重要，2005年《嘻唰唰》红遍大街小巷，抄袭也挡不住花儿乐队火了。

汪峰、花儿乐队的形象转变背后，是攀上了彩铃的高枝，加上包装和营销，使得他们迎来了事业的第一次腾飞。

而新裤子的庞宽和彭磊还在看不到尽头的工作里蹉跎着，他们意识到”该干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2006年，新裤子推出了一张名为《龙虎人丹》的专辑，从朋克彻底变成了新浪潮和合成器流行，穿着李小龙式的运动衣、脚蹬飞跃，扭着迪斯科舞步。

在《乐队的夏天》里，沈黎晖给这次转变很高的评价，”新裤子的翻身之作“。

事实上，13年前，沈并不看好新风格。

这也令老团员不适，乐队创始成员刘葆离开，加入了老牌朋克乐队蜜三刀。

直到2008年奥运会之后，苦苦挣扎的乐队才挖到了第一桶金，那就是音乐节。

2004年，是中国音乐节文化的破土之年。

贺兰山脚下，摇滚歌手苏阳第一次参加音乐节。

他告诉AI财经社，在此之前，中国没有真正的摇滚音乐节。

贺兰山音乐节第一次启用了18支乐队，几乎汇集了当时中国摇滚群内所有的大咖：唐朝、二手玫瑰、子曰、崔健、张楚、何勇……Livehouse是乐队成熟前的实验地，音乐节则提供了面朝大众的舞台。

2005年，苏阳来北京加入音乐节的大部队后，从开始每年固定7、8场演出，到现在多的时候，每年至少20场。

随着迷笛、草莓、乐堡等音乐节的制作厂牌逐渐成熟，音乐节不再是一年演一场的非常态，反而成了成熟乐队的常规演出，小众乐队也可以通过音乐节不断与观众见面，推出新作品，告知新日程。

Livehouse、音乐节在大众间的普及，似乎解决了乐队生计问题，但乐队没有停止对表达这个课题的探索。

有一段时间，新裤子乐队玩过土摇，“歌词特别长，像小学生作文一样”，风格转变了，躁动的旋律在音乐节上格外受欢迎。

商业上的成功没有令彭磊坚持土摇，”心里不是这样走的“，后来，他们玩合成器、迪斯科舞曲。

在音乐节上，上一个乐队演完，轮到他们的时候，底下的人几乎走光了。

是不是走得离观众太远了，他们开始反思这类问题。

当他们回归三大件的摇滚乐，《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写出了那时的挣扎与迷惘，“物质的骗局，匆匆的蚂蚁，没有文化的人不伤心，我不要在失败孤独中死去，我不要一直活在地下里。

”新十年，不需要摇滚在接受《乐队的夏天》邀约前，摩登天空副总裁乌莉素雅为乐队搬上电视，努力过三次。

第一次是5年前，电视台只能给出垃圾时段，这等于节目白做；第二次，乐队MV都拍齐了，但是节目组要求先翻唱后原创，“这是与乐队不可调和的矛盾”；第三次，节目组给出脚本，要求乐队“演”。

三次都以失败告终，即使有时节目出了，乌莉素雅也没有看一眼。

市场还未开化，当习惯在live house、地下录音棚里独自歌唱的摇滚乐，要走向大众流行时，各方自然难以达成共识。

事实上，音乐综艺随着中国娱乐工业的发展，思路和路径也在发生巨变。

2012年，《中国好声音》异军突起，挖掘素人声音，为华语音乐圈供氧；第二年，《我是歌手》开播，这档节目意在重新演绎经典曲目和翻新过气、不成名的歌星。

两档节目均做到第7季，过度消耗之下，惊喜不再。

《好声音》的历届冠军，少有真正走进华语流行乐的名人堂。

论造星成名的含金量还不如毕姥爷的《星光大道》。

市场需要新的声音，打破套路和乏味，直到《中国有嘻哈》的出现。

嘻哈的突围是街头文化、小众文化被打造成流行文化产品的成功，也是综艺研究青年文化的开始。

此后，嘻哈说唱、街舞、脱口秀、滑板，这些青年眼中所有“酷东西”都被转化成了综艺产品。

这次，终于轮到乐队了。

摩登天空是米未敲下的第一家厂牌。

在《奇葩说》取得空前的成功后，米未陷入了创新困境，新节目如《饭局的诱惑》、《拜拜啦肉肉》、《黑白星球》收效不佳。

在乐队海龟先生的经纪人李桐看来，《乐队的夏天》和《奇葩说》的共性在于表达，前者是音乐态度的表达，后者是观点的表达，这也是她认为可能成功的因素之一。

《奇葩说》受欢迎在于打造出肖骁、颜如晶这类“奇葩”表达者。

人是这里的关键，同样“套路”放在《乐队的夏天》也适用。

音乐专栏作家郭小寒是冲着圈内好友看《乐队的夏天》，她认为这档节目最根本的还是人。

“选秀也是选人，好歌手、好歌曲，大家没有记住歌曲，记住的还是人。

中国观众只能欣赏人，不能欣赏真正的技术、真正的律动。

”故事之外，音乐成了消遣品、陪衬物。

情怀牌也是故事表达的一种。

所以，当节目录制前，彭磊听说乐队平均年龄35以上时，他疑惑“你让这些乐队来干什么，来丢人吗？”他不明白，出道30年的面孔乐队与后辈比赛，曾经跟在大哥后面混的张亚东坐在对面，这些人与他们的关系串联起中国摇滚乐30年，《梦》的贝斯声第一个音符响起，这个故事已经讲述了一半。

事实上，米未可能忽略了短视频对长综艺叙事结构的冲击，乐队的演出更多被剪辑成短视频在微博、B站等平台上传播，对于播出平台爱奇艺而言，点击量将大打折扣。

“《乐队的夏天》不是做大流量，而是用中小流量来做话题的”，在郭小寒看来，这档节目应该对标《非诚勿扰》。

她认为，这是一整套算法精密的产品，喜欢乐队的可以看作品，摇滚、朋克、爵士、民谣任君挑选，喜欢故事的也可以看到老炮对理想的坚持，新人对社会的不羁。

“音痴”担当的马东则肩负起整个世界与摇滚乐的对话。

面对这整套设计精密的产品，习惯了与大众保持距离感的乐队，首先败给了赛制。

乐队间的竞争、淘汰，令从未经过市场洗礼的乐队，倍感压力与不适。

“走向大众，成为明星，一定要妥协。

乐队能不能往前走，全凭性格，如果让他们没有棱角，就不是他们了”，乌莉素雅说出乐队自我表达与大众流行之间的冲突。

放弃了自我表达的摇滚乐，迎合市场，迎合大众口味，还是叫摇滚乐吗？最近几年，李桐频频产生焦虑。

创投圈的流行词“互联网思维”也传入了音乐圈，“这个词害了很多人，大部分人被吓到了，我的东西是不是不具备互联网思维。

”李桐说，这是危险的信号，“如何运用平台表达自己和被平台表达自己，是有差异的”。

市场围绕着艺人转，无关音乐。

2016年，音乐节爆发之际，李桐意识到音乐节越做越像《同一首歌》。

演出商告诉她，哪个乐队赚钱，再放一些小艺人，一场拼盘演出就成型了。

市场并不是根据音乐作品来权衡艺人，而是要做一个拼盘，按照头部、中部、尾部艺人排好，再制定价格标准。

在这个流量时代，新裤子乐队也没停止寻找另一条新裤子。

2017年，在大鹏拍摄的电影《缝纫机乐队》，新裤子献唱了插曲《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怒刷了一把存在感。

把演奏会开进工体，是不少乐队的梦想。

2019年3月末，新裤子做到了，门票在10分钟内销售一空。

十年前，他们在马路对面的愚公移山，观众不过上百。

“今天的生活只剩下手机屏幕，文化不再宽广，也不再对年轻人有意义了，一切都不再重要，除了我在手机屏幕里的样子。

时代不需要知识分子，不需要文艺青年，只需要平凡的老哥。

“主唱彭磊曾这样感叹。

不可避免的，在《乐队的夏天》里，还是弥漫了中年摇滚客的失落。

“老了”、“平凡”从他们口中冒出，看着九连真人、盘尼西林旺盛的生命力，他们露出由衷羡慕的神情。

这个夏天，二手玫瑰主唱梁龙做起了美妆博主，熟练地对着镜头展示口红，用手心做背景板，“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姿势并不陌生，但对我特别陌生，这是刚刚我们团队的人教我的”。

不适应大经纪模式离开摩登天空后，二手玫瑰并没有趟出新路，独立运营要面临的问题，只多不少。

梁龙需要新的渠道，新的沟通方式。

听众在成长，也需要新的摇滚乐，新的表达方式。

90年代的摇滚之所以经典，是因为紧贴着时代的脉搏。

但如果乐队仅满足于打情怀牌，也未免太小瞧网络时代的纷繁复杂与新一代人的情感诉求。

沈黎晖曾说，“在今天这个时代里，科技就是摇滚乐，乔布斯、扎克伯格是这个时代里真正的摇滚明星，他们用科技的手段颠覆了世界原来的游戏规则。

”并不是时代不需要摇滚乐了，只是摇滚明星早已换了一拨又一拨了。

参考报道资料：《泥石流本纪》北京摇滚见闻录，方无行，万象出版社，1996年魔岩唱片创始人张培仁深圳电台专访——中国摇滚乐的春天，刘洋，深圳电台，2006年纪录片《再见，乌托邦》，导演盛志明，2009年3月35日创始人沈黎晖说，要把摩登天空做成从音乐出发的消费公司，霍小斯，好奇心日报，2015 年 6 月 26 日张楚：我是不是一个卑鄙的人？，叶三，界面正午，2016年7月4日新裤子 | 不断叛逆在潮流之前，提前离去在成名之后，郭小寒，2019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