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1940年出生，1963年参加工作。

1984年到1992年期间，历任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1992年10月，参与浦东新区开放筹划，担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兼任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党委书记、管理委员会主任。

1998年到2005年期间，任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主任。

学习时报：赵主任，您好！

从1990年宣布浦东开放开始，您的名字就跟浦东联系在了一起，“浦东赵”因此而得名，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背景。

赵启正：好的。

上海在浦东开发之前，它在全国的地位是逐步下降的，它原来是全国最大的纳税大户，全国税收的七分之一是上海纳的，工业也是全国最强的。

但后来广州、深圳突飞猛进，后来居上，上海地位相对下降，加之上海的基础设施长期没有加强建设，居民住宅很少，民居面积在全国大城市中几乎是最低。

交通十分拥挤，当时有人统计公共汽车上一平方米有十一双零一只鞋子，就挤到这个程度。

上海人自己感觉是比较沉闷的。

浦东开发宣布之后，把上海人心里的干劲点燃了，像火山爆发一样，全市人民都非常兴奋，都有一种蓄势待发的热情，想把浦东开发好，加入全国改革开放的行列。

我当时是组织部部长，着手为浦东开发筹备班子，当时我们地图上规划出来的只有三个区两个县的面积，并没有准确意义上浦东新区的行政区，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成立一个浦东开发办公室。

提出，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在这种背景下，上海市委决定提前成立浦东新区，具体时间定在1993年1月1日。

从1992年下半年秋天开始，筹备新区就作为我的主要工作了。

我们当时选了800位新的浦东开发区的公务员，舆论上说这是800壮士，是个新的征程。

赵启正：“浦东赵”的说法我现在回忆起来，最初应该是外国人先说的，后来中国媒体也说了。

我自己非常不敢当。

因为浦东开发最重要的是小平同志的决策；浦东开发是上海市委的大事，市委历任领导筹划很多年，为浦东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的决策都是市委作出的，我只是执行层。

在执行过程中考虑如何开发得好、如何开发得快、如何开发得质量高，我是跟着市委领导的步伐前进的。

从当时中国的形势来看，浦东开发是继深圳开发进行的，没有深圳开发的成功，中央不会下决心开发浦东。

很多的做法是深圳带的头，压力也是深圳承担了，所以我觉得深圳是披荆斩棘的先锋，我们是跟着深圳的步伐前进的。

学习时报：当初您是“在地球仪边思考浦东开发”的，设定预定开发目标时，首先思考浦东在上海应处于什么位置，上海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应处于怎样的位置。

这种眼光在当时是很难能可贵的。

赵启正：谢谢你。

当时浦东开发宣布之后，国内外都在问浦东开发的目标是什么。

当时我就一再表达，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说得很清楚：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

那么这里面就提出了是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这句话我看的是很重的。

当时经济全球化这个说法在国际上已经有了，还不热。

我们注意到了全球化的趋势。

所以再三强调浦东开发不是一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也不是一个科技园区，它是一个现代经济城市的一个市区，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新市区。

外国人就不明白这龙头是什么意思，龙头是表示引擎、领导人？还是带头羊？或是特别聪明、很有智慧？每个外国人理解得不太一致，但这些理解都不错。

我是这么解释的，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各国的政治对话当然是由首都承担的，但是经济对话一定是由最大的经济城市来承担的，如纽约、巴黎、伦敦、东京、新加坡等。

而中国能够承担经济对话最有资格的后备城市，是上海，但是上海当时和这些城市相比差距很大。

因此，希望通过浦东开发开放，使上海成为有资格与伦敦、纽约、巴黎、东京平等对话的城市。

所谓对话就是经济的交流，包括资金的流动，科学技术的流动，还包括贸易、信息、人才，特别是金融的畅通，这都是国际经济城市所必需的。

除了动员大家努力外，我也经常查阅国内外的一些文献。

因为我原来是一个科技工作者，养成了查阅文献的习惯。

我英文说得不好，但是看看资料还是可以的。

通过查阅资料我了解到一些情况，在当时，也就是1993年，如果在纽约打100个国际电线个以上可以一次接通，在上海打100个国际电话，恐怕九十几次接不通。

这就说明了我们跟国际最大的经济城市之间，不仅有通讯的差距，还有航空交通上的差距。

所以我们就在通讯、航空等方面，都按照国际先进经济城市的标准来谋划。

当时亚洲存在一个经济走廊，由日本开始，东京、神户到汉城，那时候还叫汉城，上海、台北、香港、新加坡等，这一系列的城市连成线，它们都是亚洲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地方，GDP总值在1996年底已占全世界的25.6%。

上海在这个经济走廊中的位置是居中的，向北可以向韩国、日本发展，向南可以向东南亚发展，所以当时请大家特别注意上海的地理位置，对经济发展很有效的。

赵启正：最艰难的是关于人，第一是缺少人才。

比如，国际经济合作的人才。

加上当时我们国内还没有关于国际贸易方面的法律，给我们跟外国人谈判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再就是城市规划方面的人才，上海市原来的建筑是半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杂乱无章，很多街道过窄、弯曲，甚至有死胡同，规划设计就是一个难题。

当时的国际交往，可以说首先是国际人才的交往。

我们怎么办呢？加强和国外的交流，除了派我们的人出去学习，也请外国人到这里讲讲课，办一些国际的会议。

每年一次的会议，外国专家提出了很多新的见解，对浦东开发很有帮助。

我们不但吸收外国的资金、吸收外国的经验，也吸收外国的智慧。

第二个是人的思想问题。

几十万农民迅速地城市化，他们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到工厂不适应八小时工作制；开出租汽车，给他们培训，他们都不愿意开，觉得比较难，不如种田省事。

当时，费孝通先生到浦东来考察，我们俩一块儿讨论。

我提出一个观点，浦东开发呼唤社会学。

他听了以后非常振奋，让我解释一下。

我说中国城市化是要几代人才能完成的，需要一个过程。

比如，我的祖父是清朝末年剪辫子的汉人，到我的父亲就是大学毕业生，开始穿西服了。

但是他们也缺少跟外国在经济方面直接合作的机会，因为那时候没有。

而我这一代就赶上了浦东开发，如果以此推算上海城市化的进程，按30年一代的话，至少四五代才能达到城市化。

如今15年到20年，浦东的农民基本上就要实现城市化，他们如何适应？这就需要社会学家考察城市化，而现代社会学家能够有幸在十几年、二十年内考察城市化的进程。

他非常高兴，派了他的一个学生，专门来考察浦东的农民问题，最后这个人我们留下了，现在是上海大学副校长。

浦东开发的过程是一个城市化的过程，如何对待农民，如何让他们生活好，让他们不失落，是我们当时关注的大问题。

学习时报：如今的浦东，乃至整个上海日新月异，是大家非常向往的地方。

回想起浦东新区开发的过程，您觉得获得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赵启正：总的来说，归结于我们党的伟大政策，这是最重要的。

其次是法规规划先行。

1990年，宣布浦东开发以后，上海市人大和市政府为浦东新区开发开放先后颁布了约20项有关吸引投资的法律法规。

在最为国际所关注的维护知识产权方面，浦东新区亦走在前列。

1996年，新区率先发布了保护知识产权白皮书，并率先成立了知识产权保护法庭。

经上海市高院授权，浦东新区法院正式建立了“知产案件立体审判模式”，即由知识产权庭按照我国民事、行政、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统一审理辖区范围内的各类知识产权案件。

这一能够对知识产权提供如此全方位立体式保护的模式一经推出，立即传播到了国内外。

完善的基础设施，健全的法律政策环境，愈来愈吸引前来投资的人们。

可见，硬件软件的配套完善是确保开发区充分发挥示范、带动、辐射的功能，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前提。

强调法规和规划先行，顾及到了不要换一届领导班子就随意改动已经确认的规划。

所以，我们去上海人大汇报浦东陆家嘴的规划图。

按照当时的规定，陆家嘴的规划图不是必须汇报的，而我们坚持要汇报。

这是考虑，经过上海人大的认可，就要严肃对待，就不能轻易改动了。

浦东开发的“三个先行”策略，即基础设施先行、金融贸易先行、高新技术产业化先行，是1990年浦东开发起步之时就提出的。

还有一个是简政精兵。

简政就是减少政府的功能，首先要厘清哪些是政府必须要管的，比如规划、财政、社会保障体系、教育等。

还要厘清哪些是不要管的，比如，有许多只属于备案性质的手续，就不用再经审查过程了。

还有的事务可以让民间组织去管，如投资咨询、人才介绍所、行业守则等等。

“小政府、大社会”就是相对于以前的政府要小，但对社会的依靠更多。

如果不先简政而后精兵，是很难长期坚持下去的。

学习时报：通过你们的努力，浦东新区发展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样板。

通俗的理解，改革开放是对旧规矩的冲破和推翻，一不小心就可能导致被追责问责，联系当年浦东新区的经历，如何能平衡敢于担当与不违反规定之间的关系？赵启正：既然是改革，必然是改掉旧的习惯和旧的一些条条框框的约束。

我觉得改革旧的习惯，要开放，要跟外国交往，这都没什么问题。

但是，改革规则还是有难度的。

比如说，土地问题，根据原来的宪法，土地是国有的，明确规定不允许出售、出租。

浦东新区的几个同志在市委领导下到香港去考察他们的土地制度，之后做了一个上海市土地使用权转化的办法。

土地使用权转化，当时的宪法里是没有的，只是市里通过的一条市一级的规则。

通过我们的探索及论证，第二年咱们宪法就把这条改了。

我们突破旧的规则，完全是从国家的利益和人民利益出发，这样就没有什么顾虑。

如果你是破了规矩，从个人腐败这个方向来突破，那当然就是害怕的，就没有这个勇气。

所以，我们提出“廉政也是重要的投资环境”，当然也是浦东开发的重要环境。

这个思想来自于我们对“两个文明一起抓”的论述，也来自于世界各国和全国各地经济发展中的经验教训。

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的对这句话很赞同。

他说，如何为经济发展服务是纪委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有人说，既然是改革，当然会冲破旧规矩，那么纪委就查我们，这不是阻碍经济发展吗？这是一种误解。

勤政廉政是重要的投资环境，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环境，纪委的工作和经济建设工作联系起来了！

他还让我以此题目写篇文章在中央纪委的杂志上登一下。

勤政廉政的事情我多讲两句。

部队有一个养成教育，我们浦东也有养成教育，养成勤政廉政的好习惯。

有没有具体措施？有，规定了三条高压线。

第一条高压线，土地批租是最容易引起腐败的，我是主任，又是书记，一个人担任两个职务。

我本人和副主任是不参加土地批租的具体过程的，如果不这样投资者就会找我们，请我们吃饭，到我们家里来拜访。

我们只管土地批租的合法性、正确性，我们不要知道标底，我们不知道这个批租一亩地多少钱。

这样投资者不会包围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不参与土地批租的具体过程。

第二条，工程承包，工程承包就是发标底，这个楼谁盖，各个公司来投标。

我们不了解这个标底是多少，不参加整个过程。

但是如果他们做得不合理，我们要主持公道，要按照纪律来处理。

第三条，不给亲戚、朋友、战友、同学开条子，因为当时动迁量很大，有人要好房、多要房，或者是工作分配什么的。

这三条高压线就可以保护我们很多人，这在当时是比较新鲜的一个做法，市委非常支持。

赵启正：回顾过去自有无限的感慨，展望今后更有无限的热望。

如果我们把浦东开发比作一支交响曲的话，那么这个交响曲的总谱就是我们伟大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谱写的，而党中央历届领导就是这个乐队的指挥，我有幸成为在上海的这支乐队的一名演奏员。

我们的任务就是按照小平同志的乐谱努力地演奏它和发挥它。

说到遗憾，就是我们的保税区没有做到更好的高度。

有个背景，当时我们考察了德国、新加坡的自由贸易区，都觉得上海应该有自由贸易区，于是就有了外高桥，这是当时全国第一个保税区。

其实我们当时也叫自由贸易区，但是在审批的过程中，由于思想还不够解放没有通过。

在西方自由贸易区简称叫自由区，这很容易引起误会。

我们就把英文的自由贸易区翻译成中文的保税区。

翻译成贸易区国外人就懂，翻译成保税区别人就不懂，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它的发展。

赵启正：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我推测跟在浦东工作时的接待有关。

一般说来当时重要的外国贵宾，如总理、总统等，到北京访问至少有70%还要到上海。

可能先由上海入境，再到北京；也可能北京访问完了由上海出境。

到上海来，由于接待的关系，我跟他们的交流话题除了浦东外，也涉及一些国际问题，他们到北京之后会谈起我们交流的过程，或许是有一些影响的。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1996年1月7日的《波士顿环球报》用三分之二的版面，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该怕中国吗》的文章，虽然用的是问句，但配了一张图——一双筷子正要夹起美国国旗当作小菜。

文章里提到了我，说我坐在一张破沙发上，操纵着新式的多媒体，讲述了一个野心勃勃的浦东开发计划。

作者还说，这个计划如果在我有生之年能够实现的话，那么，中国将不仅是一个政治大国、军事大国，也将会是一个经济大国，那时，我们该怕它吗？我给总编写了一封信说，尊敬的总编先生，您的文章和漫画，我都不赞成，中国没有拿美国当小菜吃，恰恰是中国，在1840年后被西方列强当小菜吃过。

1995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中美是盟国，我们理应多做一些提升两国关系的事，而你们却发表这样的文章，我很不满，希望你们把我的不满刊登出来。

不久他们全文发表了我这封信，题目是“中国不喜欢弱肉强食”，跟这个大概也有一些关系吧。

学习时报：从浦东到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这完全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接受任命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赵启正：我从来没在宣传口担任过任何职务，一下当部长，当时是有点紧张的。

到了北京的前三个月我只是观察，萧规曹随，三个月之后才开始慢慢提出我的一些观点。

当时对外宣传的目的是什么？在我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向世界说明中国。

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杂志《领袖》，采访我的时候，问我应该叫什么题目，我说“向世界说明中国”，他们翻译得很雅致，“Present China To World”，我觉得用present比较准确，即呈现。

赵启正：我认为我们要做的是如何使世界更了解中国，更喜欢中国，更信任中国，首先要喜欢你的文化。

中国文化精神最简明的表达就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展现的那个巨大的“和”字。

汉字“和”对应英语多个词汇的意义——和平、和谐、和气、和睦、和顺、和解等等，其中较接近的英语是“和谐”，但还远不是它的完整意义。

如果我们的传播能力够强的话，也许若干年后，汉字“和”的音译和意译组合的“hehism”（和主义、和思想）也能传播出去。

学习时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喜欢中国文化，也渴望更加了解中国，习总书记提出我们应该树立“文化自信”，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时，您也曾提出“文化的理解是最重要的基础”，如何能把中国文化更好地传播出去？赵启正：所谓文化自信事实上是民族自信，自信的理由是什么，是基于中国的真实国情，包括社会进展、人民生活、国内外政策等，我们现在是有理由自信的。

文化得有好的载体和表达的途径，其中最重要的载体是人，文化与人如影随形。

要改善世界对中国和对中国人的认知，显然不是政府或者某个单独的社会群体能够独立做到的，公众承担的文化传播责任不容小觑。

中国每年有几千万人到外国旅游或开拓业务，他们的言行就是中国文化活的表达，通过一举一动为外国公众提供了了解中国的窗口。

显而易见，这些携带着中国名片的出国者能够在公共外交中发挥出巨大的力量。

中国的公共外交事业的兴旺，必是功在国家，利在公众。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需要厘清“真实国情—国家形象—世界舆论”之间的关系。

从本源上看，真实国情是客观实在，是国家形象的基础。

作为一个国家真实情况的再现，国家形象有赖于各种形式的媒体进行传播，只有越接近真实的描述，越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任何粉饰性的描绘，都不可能具有持久的影响力。

而关于一个国家的舆论或声誉，则是国家形象在特定人群中获得的评价的总和，它与人的主观判断、价值取向有关。

因此我们说，一个国家的形象决定于国家的实际情况，而优秀的媒体会有助于真实形象的传播，普通大众对文化的传播可以克服过度依靠媒体传播的局限性，是传播国家真实形象的有效途径。

那么，一个普通中国人怎样才能更好地通过公共外交为国家声誉作贡献呢？这并不是一个很为难的问题，他们只需在对外交往中用恰当的言行讲述自己和自己身边的真实故事——这些故事源于日常生活，真实、丰满、自然、生动、鲜活、易懂，不需要豪言壮语和华丽的辞藻，但能打动人，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自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