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行音乐日渐低迷的今天，民谣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已有明日黄花的意味，但它却始终孕含着一代人无邪的期盼与梦想。

民谣，在很多人那里始终是被耀眼的光环包围着的鲜花，爱不释手，不容离弃。

当喧嚣的城市响起越来越多的旋律，那些简单的只剩木吉他和赤裸的歌声却依然回荡在人们耳边，翻开那段纯真回忆。

由十三月唱片倾力打造的中国最大规模民谣巡演“‘榕树下’民谣在路上”北京站的演出日前落下帷幕，其中“重回红棉时代”的环节唤起了无数人尘封已久的年少岁月，民谣又一次回归土地，再次回到人们可以看见、听见的地方。

在上世纪80年代，红棉吉他对所有喜欢音乐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特殊标记，他们都以能拥有一把红棉吉他弹唱刘文正、叶佳修等台湾民谣创作人的歌曲为荣。

著名音乐人金兆钧说：“改革开放初期，学生们就很讲究，都要抱一把吉他，唱自己喜欢的歌，唱唱台湾的歌，后来写自己的歌。

所以说回到红棉时代，就是改革开放初期青年人以吉他作为最基本的乐器，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那并不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张行怀抱一把木吉他，几乎成为每个年轻人的偶像。

张行的《迟到》、刘文正的《三月里的小雨》，歌曲简单，不包含复杂的价值观和社会现实，成为当时年轻人传唱最广泛的歌曲。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吴先生回忆：“我住的那个地方每天晚上在街心花园里，总是聚集着一群男女，怀抱吉他，或弹或唱。

他们的水平大多不高，有些还很像弹棉花，但是依然乐此不疲。

我其实很想加入他们的行列，但是我没有吉他。

当时真的是做梦都想拥有一把吉他，而且是国产最好的红棉牌。

”此次“‘榕树下’民谣在路上”全国巡演特意安排“重回红棉时代”这个怀旧单元，参演的民谣艺人万晓利、周云蓬、马条、山人乐队、川子等都在演出中演唱了那个时代最感动他们的经典旋律，重拾那一段民谣最美好的记忆，让民谣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抚慰情怀、温暖人心，让红棉吉他带人们重回纯真年代。

十三月唱片总负责人、著名音乐人卢中强说：“那个时代的吉他普及率是现在很多人不敢想象的，不只在北京，包括我生活的地方安徽合肥，就连广西柳州，都是遍大街谈吉他，每个学校的吉他社都是几百上千人。

当时基本上以翻唱为主，弹红棉吉他唱歌就是时髦的象征，就像喇叭裤、霹雳舞，都是那个时代深深的烙印。

”“我五音不全还有过三把吉他。

”全球中文原创作品网“榕树下”总编辑王小山笑称。

内地民谣音乐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受台湾民谣的影响。

“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经久不衰的歌词，轻快优美的韵律，加上回忆间台湾少数民族美轮美奂的民族服饰和曼妙舞姿，《高山青》依旧会在不经意间点燃着褪了色的记忆。

说起“红棉时代”的记忆，一部《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重现了那个时代北京的“碴琴”盛况，勾起无数60、70后人的美好回忆。

卢中强说：“就像现在流行用iPod一样，那个年代碴琴就是一种流行趋势，我在南京的时候经历过，最多的时候两个区的人派代表来碴琴，一边有一千多人。

”这是一种极具浪人气质的拔份方式：在双方阵营接触的刹那，互相端起吉他，开始一人一首的比斗，碴将起来。

碴琴不仅有规矩，还有技巧，一方先弹奏，弹到一半，由对方接着弹，然后对方再出一道题，弹一半，再由己方弹奏，哪一方接不上来，就是换人再接，最后总会以练琴刻苦而接受国外新歌更多的一方获胜而告终，颇有些类似于古代的对对子，文气十足，腔调拿足。

“碴琴在北京很多时候就是在什刹海，还有一些公园里面，这边一堆那边一堆，看谁最后能赢，所以叫‘碴’，要是谁弹不好唱不好，就觉得很丢脸。

”金兆钧说。

据介绍，碴琴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还存在着，除了颇具兄弟情义的碴琴，那个时代的爱情也离不开民谣的影子。

当时的大学校园吉他社非常繁荣，夏夜的草坪、女生宿舍楼下，那些年轻的歌者深情款款地弹唱，成为那个时代大学校园里不可或缺的一景。

“那时候一把红棉吉他弹得好就能获得姑娘的芳心。

”著名DJ刘洋说。

红棉时代一路发展，因为是年轻人推崇的音乐方式，“唱自己的歌”成为了时代的口号，许多年轻人一起写歌、听歌、弹唱、奔放，一起消费着一段永不回来的青春岁月。

与现代许多年轻人哈日哈韩不同，那个时代的民谣绝非“追星”的代名词，一切只需清新、自然。

金兆钧说：“他们都有话想说，有情想表达，编曲成为辅佐，关键是看能不能把想要表达的唱出来，也不用专门学作曲的才能做民谣，想表达感情就可以。

它是一种表现自我、展现自我的方式。

”如今的音乐环境不再一样，分散的音乐类型和民谣主题不可能让民谣成为80年代那样具有号召力的音乐类别，它更像是一种标签。

著名歌手张行说：“80年代表演的方式比较单一化，民谣是主流音乐，大家都想拥有一把吉他。

现在音乐的形式多种多样，吉他单一的模式渐渐被忽略，因为毕竟通过录音棚包装出来的音乐还是更完善一些，民谣现在属于一小撮了。

”很多乐评人都讲过，只要回归土地，音乐就拥有无限可能。

此次的全国民谣巡演正是基于这个可能。

我们听山人乐队会听到云南的原味，听马条可以听到新疆的宽广，听冬子或者苏阳我们可以感受到西北的豪气，听周云蓬我们可以听到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悲天悯人的心声，听万晓利会有一种诗化的意境。

在最初的红棉时代，民谣就是在这片土地上被更多像这样的“民谣诗人”吟唱的，现在还有他们在唱，只是我们很少听到了。

这次的巡演活动让民谣有了更多被倾听的可能，从北京走到青岛，再扩展到杭州、南京等地，巡演使得民谣在这片土地上再次开放出繁盛的花朵，一簇或者一枝，然后枝繁叶茂。

“民谣在今天永远都有年轻人在写，任何时代的年轻人都有自己的话想说。

现在唱片业很不景气，回到现场演出是很好的方式，加上民谣比较朴实，比较直接，也不用太大的成本和太多的包装，回到音乐本来面目。

这一切就很自然而美好。

”金兆钧说。

“民谣的创作，所散发出的生命力，是所有华语流行音乐门类中最丰富的，那么它必然就吸引了更多人到现场去倾听，所以民谣在未来的一两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挽救华语流行音乐低迷的状态。

”卢中强自信而充满希望地说道。

没有绚丽的舞台，没有华丽铺陈，凭借一把吉他，那些民谣歌者就能弹唱出安静的音符打动你，唤醒那一段难忘岁月，再次唱起那些传世作品。

“‘榕树下’民谣在路上”选择巡演的方式，以此来让更多的人接触到这样面朝善良、心怀温暖的音乐。

在北京站星光现场，那些怀旧的民谣音乐就像是一艘时间飞船，承载着台下观众从现在回到过去。

或许一首曲子只有1分钟到2分钟，但它可以让煽情的瀑布从无到有，在观众面前倾泻，发出具有轰鸣性的回应，遥想当年穿上喇叭裤，骑上单车，吹着口哨的情景。

它就是这样简单得让人狂热。

在流行音乐被作为背景，民谣凭借生来具备的朴实、清香与甘甜，本能地站在唱片业之外，真实地融入每个人的身体，它注入音乐中的诚意与感动，令生活中幸福与不幸的人同样为之动容。

于是，每个人都是听众，每个人都是歌者。

在流行音乐日渐低迷的今天，民谣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已有明日黄花的意味，但它却始终孕含着一代人无邪的期盼与梦想。

民谣，在很多人那里始终是被耀眼的光环包围着的鲜花，爱不释手，不容离弃。

当喧嚣的城市响起越来越多的旋律，那些简单的只剩木吉他和赤裸的歌声却依然回荡在人们耳边，翻开那段纯真回忆。

由十三月唱片倾力打造的中国最大规模民谣巡演“‘榕树下’民谣在路上”北京站的演出日前落下帷幕，其中“重回红棉时代”的环节唤起了无数人尘封已久的年少岁月，民谣又一次回归土地，再次回到人们可以看见、听见的地方。

在上世纪80年代，红棉吉他对所有喜欢音乐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特殊标记，他们都以能拥有一把红棉吉他弹唱刘文正、叶佳修等台湾民谣创作人的歌曲为荣。

著名音乐人金兆钧说：“改革开放初期，学生们就很讲究，都要抱一把吉他，唱自己喜欢的歌，唱唱台湾的歌，后来写自己的歌。

所以说回到红棉时代，就是改革开放初期青年人以吉他作为最基本的乐器，来表达自己的情感。

”那并不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张行怀抱一把木吉他，几乎成为每个年轻人的偶像。

张行的《迟到》、刘文正的《三月里的小雨》，歌曲简单，不包含复杂的价值观和社会现实，成为当时年轻人传唱最广泛的歌曲。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吴先生回忆：“我住的那个地方每天晚上在街心花园里，总是聚集着一群男女，怀抱吉他，或弹或唱。

他们的水平大多不高，有些还很像弹棉花，但是依然乐此不疲。

我其实很想加入他们的行列，但是我没有吉他。

当时真的是做梦都想拥有一把吉他，而且是国产最好的红棉牌。

”此次“‘榕树下’民谣在路上”全国巡演特意安排“重回红棉时代”这个怀旧单元，参演的民谣艺人万晓利、周云蓬、马条、山人乐队、川子等都在演出中演唱了那个时代最感动他们的经典旋律，重拾那一段民谣最美好的记忆，让民谣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抚慰情怀、温暖人心，让红棉吉他带人们重回纯真年代。

十三月唱片总负责人、著名音乐人卢中强说：“那个时代的吉他普及率是现在很多人不敢想象的，不只在北京，包括我生活的地方安徽合肥，就连广西柳州，都是遍大街谈吉他，每个学校的吉他社都是几百上千人。

当时基本上以翻唱为主，弹红棉吉他唱歌就是时髦的象征，就像喇叭裤、霹雳舞，都是那个时代深深的烙印。

”“我五音不全还有过三把吉他。

”全球中文原创作品网“榕树下”总编辑王小山笑称。

内地民谣音乐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受台湾民谣的影响。

“高山青，涧水蓝，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经久不衰的歌词，轻快优美的韵律，加上回忆间台湾少数民族美轮美奂的民族服饰和曼妙舞姿，《高山青》依旧会在不经意间点燃着褪了色的记忆。

说起“红棉时代”的记忆，一部《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重现了那个时代北京的“碴琴”盛况，勾起无数60、70后人的美好回忆。

卢中强说：“就像现在流行用iPod一样，那个年代碴琴就是一种流行趋势，我在南京的时候经历过，最多的时候两个区的人派代表来碴琴，一边有一千多人。

”这是一种极具浪人气质的拔份方式：在双方阵营接触的刹那，互相端起吉他，开始一人一首的比斗，碴将起来。

碴琴不仅有规矩，还有技巧，一方先弹奏，弹到一半，由对方接着弹，然后对方再出一道题，弹一半，再由己方弹奏，哪一方接不上来，就是换人再接，最后总会以练琴刻苦而接受国外新歌更多的一方获胜而告终，颇有些类似于古代的对对子，文气十足，腔调拿足。

“碴琴在北京很多时候就是在什刹海，还有一些公园里面，这边一堆那边一堆，看谁最后能赢，所以叫‘碴’，要是谁弹不好唱不好，就觉得很丢脸。

”金兆钧说。

据介绍，碴琴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还存在着，除了颇具兄弟情义的碴琴，那个时代的爱情也离不开民谣的影子。

当时的大学校园吉他社非常繁荣，夏夜的草坪、女生宿舍楼下，那些年轻的歌者深情款款地弹唱，成为那个时代大学校园里不可或缺的一景。

“那时候一把红棉吉他弹得好就能获得姑娘的芳心。

”著名DJ刘洋说。

红棉时代一路发展，因为是年轻人推崇的音乐方式，“唱自己的歌”成为了时代的口号，许多年轻人一起写歌、听歌、弹唱、奔放，一起消费着一段永不回来的青春岁月。

与现代许多年轻人哈日哈韩不同，那个时代的民谣绝非“追星”的代名词，一切只需清新、自然。

金兆钧说：“他们都有话想说，有情想表达，编曲成为辅佐，关键是看能不能把想要表达的唱出来，也不用专门学作曲的才能做民谣，想表达感情就可以。

它是一种表现自我、展现自我的方式。

”如今的音乐环境不再一样，分散的音乐类型和民谣主题不可能让民谣成为80年代那样具有号召力的音乐类别，它更像是一种标签。

著名歌手张行说：“80年代表演的方式比较单一化，民谣是主流音乐，大家都想拥有一把吉他。

现在音乐的形式多种多样，吉他单一的模式渐渐被忽略，因为毕竟通过录音棚包装出来的音乐还是更完善一些，民谣现在属于一小撮了。

”很多乐评人都讲过，只要回归土地，音乐就拥有无限可能。

此次的全国民谣巡演正是基于这个可能。

我们听山人乐队会听到云南的原味，听马条可以听到新疆的宽广，听冬子或者苏阳我们可以感受到西北的豪气，听周云蓬我们可以听到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悲天悯人的心声，听万晓利会有一种诗化的意境。

在最初的红棉时代，民谣就是在这片土地上被更多像这样的“民谣诗人”吟唱的，现在还有他们在唱，只是我们很少听到了。

这次的巡演活动让民谣有了更多被倾听的可能，从北京走到青岛，再扩展到杭州、南京等地，巡演使得民谣在这片土地上再次开放出繁盛的花朵，一簇或者一枝，然后枝繁叶茂。

“民谣在今天永远都有年轻人在写，任何时代的年轻人都有自己的话想说。

现在唱片业很不景气，回到现场演出是很好的方式，加上民谣比较朴实，比较直接，也不用太大的成本和太多的包装，回到音乐本来面目。

这一切就很自然而美好。

”金兆钧说。

“民谣的创作，所散发出的生命力，是所有华语流行音乐门类中最丰富的，那么它必然就吸引了更多人到现场去倾听，所以民谣在未来的一两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挽救华语流行音乐低迷的状态。

”卢中强自信而充满希望地说道。

没有绚丽的舞台，没有华丽铺陈，凭借一把吉他，那些民谣歌者就能弹唱出安静的音符打动你，唤醒那一段难忘岁月，再次唱起那些传世作品。

“‘榕树下’民谣在路上”选择巡演的方式，以此来让更多的人接触到这样面朝善良、心怀温暖的音乐。

在北京站星光现场，那些怀旧的民谣音乐就像是一艘时间飞船，承载着台下观众从现在回到过去。

或许一首曲子只有1分钟到2分钟，但它可以让煽情的瀑布从无到有，在观众面前倾泻，发出具有轰鸣性的回应，遥想当年穿上喇叭裤，骑上单车，吹着口哨的情景。

它就是这样简单得让人狂热。

在流行音乐被作为背景，民谣凭借生来具备的朴实、清香与甘甜，本能地站在唱片业之外，真实地融入每个人的身体，它注入音乐中的诚意与感动，令生活中幸福与不幸的人同样为之动容。

于是，每个人都是听众，每个人都是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