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号，厉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表示，通过家属他了解到这个小伙子喜欢英文歌曲，一听英文歌神情就有松弛的迹象，遂想出用吉他弹唱的方式唤醒他。

厉周说，这并不是自己第一次给患者弹唱，早在几年前就开始以义工的方式，给自闭症、脑瘫儿童弹吉他。

在生理治疗之外，用心理治疗的方式帮助这些患儿打开心扉。

他认为这对于部分患者的恢复大有裨益。

厉周称，现在国内对关注患者情感世界的“人文医学”普遍不重视，手术后大家更关注的是病有没有治好，忽略了患者“语言功能、情感功能”是否恢复。

但厉周也坦言，国内发展人文医学确实难度很大。

中国的医生工作强度高，难以像外国医生一样分出精力去关注人文医学。

同时，家属、义工也没有意识到人文医学的重要性。

对此，厉周开出了两剂“药方”：一是动员社会力量，通过义工、家属等去推动患者的精神康复；二是医生自身，也要从言谈举止上让患者感觉到关怀。

新闻播出后，广州市吉他协会的会长还专门跑到我们脑外科，表示说以后也会和我一起给这个孩子弹吉他。

除此之外，我还请了一位国际知名的小提琴家，给小伙子演奏了《梁祝》、《雪绒花》等几首著名曲子。

很少说话的孩子听完曲子以后，能完整地说出来“梁山伯与祝英台”。

这是他术后第一次说出这么完整的话。

厉周：给脑外科的病人是第一次，但以前以义工的方式给脑瘫、自闭症的小孩弹唱过。

时间不一定，看他们儿科如果有需要的时候我就去。

其实我们医院有很多这样的义工团队，有一个做义工非常热心的人，还在我们儿科专门搞了一个活动，请了几个奥运会的冠军跟小孩搞互动，做节目。

她通过香港的康复会到我们医院给小孩做诊断，做治疗。

她老公非常喜欢音乐，曾在广东珠海一个大学当了很多年的外文教师。

从2003年至今，夫妻俩经常给这些自闭症、脑瘫的儿童唱歌。

一是被这位女义工的坚持所感动，另外我本身就比较喜欢音乐，有点音乐基础。

我在大学的时候还作过古典音乐欣赏的系列讲座，连续讲了很多次，所以在几年前我也开始做义工。

厉周：其实普通老百姓，甚至包括很多医护人员，都没有意识到术后康复的重要性。

医生觉得做完手术，肿瘤摘下来了任务就完成了，但其实跟着手术之后就是功能康复，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就像这个新闻里面出现的小伙子，手术很成功，肿瘤切除后情况有所改善，但是他有些功能并没有恢复，比如说语言功能、情感功能，这方面其实反而更需要这种医学手术外的人文医学治疗。

我曾经到美国当过交换学者，很多做完外科手术的病人住院时间很短，他们很快就回去了，到社区的康复中心做后期治疗。

厉周：国内很多因素跟国外不一样，在国外和中国香港的一些公立医院，医生做完几台手术后有很多时间去关注别的东西。

但是我们中国内地的医生跟他们不一样，中国十四亿人口每天有太多的手术，太多的病人需要去关注。

外科医生一天几台手术下来已经很疲劳了，往往没有那个心思再关注人文医学这一块，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曾经有的病人向我反映，怎么做完手术之后你这个医生一天到晚见不到，难道做完手术你就不管我们了？他们不知道我们除了给他做手术，还有别的病人需要做手术。

我们外科医生白天都在手术室，别的地方基本见不到我们。

厉周：这就需要社会力量了。

对小孩也好对成人也好，术后康复不单只需要医护人员，义工也可以从这方面去做工作，包括家长也是一样，要体会到这种工作的作用。

但是据我了解，目前国内这样的义工团体并不多，家属意识也不够。

我们也是在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身边的医护人员，影响义工。

现在我小孩在我的影响下，也在做义工，他经常陪那些脑康复的小孩去做做锻炼，包括打篮球游泳等。

我小孩钢琴弹得不错，他也经常弹钢琴给那些患儿听。

厉周：这个东西就得通过日常言谈举止，让病人体会到医生也有医生的难处，慢慢让他们理解。

作为外科医生，我一天有几台手术。

通常我就穿着手术衣，在手术空档跑回去看看病人，告诉他们病情比较稳定，我接下来要有手术，可能要过几个小时才会来看他们。

所以我每天不用专门运动，光在不同病房活动，微信步数都能上万。

另外，要学会观察病人的一些细节。

很久以前我曾经要做一台手术，病人是一位老先生，性格非常孤僻，跟住院部其他病人，还有医护人员的关系不太好。

我注意到，每天看完报纸以后，他都把报纸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边。

我打听到他曾是全国“五一”劳模，于是我就夸他做事情非常细致，并告知他我知道他曾是全国劳模。

跟他聊了几句后，他就非常放松，包括后来做手术和术后康复过程中，因为信赖我，他很愿意跟我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