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和来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与更加广泛的影响，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明显的标志就是作曲家的创作理念、思维方式及其相应的技法和手段等向着多元化的方向探索与拓展。

在此过程中，虽然出现了有争议的问题和引起非议的作品，但也产生了一批风格独特、个性鲜明、技法自由、形式新颖的管弦乐和民族管弦乐作品(包括协奏曲、室内乐、重奏和独奏曲等)，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管弦乐艺术发展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极为鲜明的特征之一。

当然，能够成为音乐会的保留曲目并能较为广泛流传的作品，还只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我们特别注意到，那些能够保留下来并产生影响的乐曲，其主要艺术材料或者手段，往往又是同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传统息息相通并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的作品。

　　20世纪西方音乐的发展史，是技法与形式至上的逐步登峰造极的历史。

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但最终也出现了许多难以解脱的矛盾甚至危机。

　　美国音乐教育家库斯特卡在他所著的《20世纪音乐的素材与技法》一书的第15章“简约主义和新浪漫主义”的结语中有一段文字说：“20世纪的音乐一如既往地发展着，一个令人发狂而又梦幻般的手法与材料的大杂烩，一个没有风格的时期。

……那些挣扎着去理解20世纪音乐的人，通常更多地是受困于它的矛盾性……。

”　　英国音乐理论家雷金纳德·史密斯·布尔德尔在《新音乐——1945年以来的先锋派》一书中写道：“如对总的音乐状况作一个总结，可以这样说，似乎先锋派音乐的重要发展阶段已经过去，音乐历史中最激进的变革已经结束。

在一段时间里，人的天才好象只能通过复杂、博学表现出来，但最终很明显，真正的天才在于用最直接、清晰的音乐语言表现最深刻的思想。

”　　我以为，这些理论家对西方现代音乐发展的全貌及其发生的问题，应比我们看得更清晰，感受得也会更深入。

他们的某些精辟见解和述论，尽管只是代表了某一方面的认识，但依然值得我们深思。

至少提醒我们在学习和研究西方现代音乐发展中的技术经验以及相应的创作实践中，首先应在理念上减少一些盲目性、片面性和依赖性。

　　应当说，在任何形式与体裁的音乐创作中，融入(或者部分参照)西方近现代技法(或者某些理念)都是可行的。

多年来，我国作曲家在实践中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特别是在构筑或围绕中国(乃至东方)音乐特征的大前提下，无论从理念深化或技法衍生等诸多方面，均有着新的创造和发展。

这一主流，已经历了实践的检验。

然而在我们的实际创作里，例如，某些作品比赛和评奖过程中，部分青年学生所反映出来的某些思维混杂，技法艰涩，故弄玄虚，不知所云到令人费解的现象依然存在。

在有关问题的座谈或研讨会议上，专家普遍认为在音乐院校作曲专业的教学中，应将纯技术理论的教授始终同文化艺术素养和素质的培育结合起来，并引起足够的重视。

　　我国当代音乐的创作与发展状况，是一个无比宽阔的领域，是一片色彩缤纷的园地，但同时也是一项比较复杂和相当严肃的课题。

作曲家应该把自己的音乐创作，同我国丰厚的传统因素及其博大精深的文化背景密切地联系起来；同这条源源不断的“历史长河”的无限延伸联系起来；同我们时代的进步和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华夏民族最基本的审美意识有机地联系起来。

音乐创作中，关于深入继承、有效借鉴、大胆创新等问题，有必要从更深的层次去思考；关于民族性、时代性、个性以及直接或间接的受众群体等课题，也需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综合性思考。

在提倡艺术思想、理念与作曲技法、手段等多元化的同时，进一步加强责任心(社会的、时代的、历史的)，以促进音乐创作的真正繁荣和健康发展。

　　这里我还想提出几个有关问题，供大家思考。

　　一、对新时期的文艺创作，党和政府曾多次号召文艺家注意“三贴近”的原则。

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问题。

我们应怎样去深入理解？许多青年作曲家在创作过程中主观上也不想刻意去搞成“三脱离”的后果，才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或者来研究。

“三贴近”的真正内涵或者对当代文艺健康发展的导向性意义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