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奥尔格·克内普勒在《19世纪音乐史》一书关于舒伯特的章节中谈到，戏剧和具有戏剧性的器乐作品把“时代的巨大社会矛盾展现在我们面前”，“但在抒情诗人身上必须具有对此类巨大冲突的共鸣……”他的话有两个意思，其一，伟大的作品穿透当时代人的社会生活，直抵时代的矛盾冲突；其二，伟大的音乐与那个时代的文学紧密联系，19世纪的古典音乐与当时的文学就具有这样一种一致性。

此论激发我说出一直以来的想法：当代中国音乐创作，无论古典还是通俗，都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脱节。

　　考察19世纪伟大作曲家的作品，舒伯特、门德尔松、舒曼的许多艺术歌曲都谱自歌德、海涅、艾尔兴多夫等诗人的诗，交响乐、声乐、舞台作品中有关《浮士德》的也非常之多，拜伦笔下的众多主人公更是成为很多浪漫主义音乐的主题。

抛开这些显见的情况，音乐和文学在深层的联系更为广泛。

贝多芬交响乐的戏剧性核心“命运”，也是当时文学的内容。

“命运”主题贯穿19世纪那些最重要的交响乐创作，它的嬗变勾勒出交响乐的思想脉络。

　　以19世纪音乐主流为参照，当下中国音乐创作的问题似乎凸显出来。

流行歌曲的歌词往往是风格化的定制，纯粹的词藻堆砌，缺乏意义和体验的明确指向，与当代诗语言的追?u>笙嚆！Ｈ绻档贝η笫挂蚶挠枚スδ艿挠镅曰氐皆酰敲春芏嗔餍懈枨蚣铀俨ド⒆爬挠枚杂镅缘南凇Ａ餍幸衾殖鱿终庵肿纯鲇氡澈蟮纳桃狄蛩赜泄兀敲吹贝墓诺湟衾帜兀坎痪们疤徊康贝髑掖醋鞯墓赜谒镏猩缴降慕幌焐肿髌罚甏蟊ヂ囊衾种拢实谋∪跸缘檬滞怀觯慕疟窘鍪且惶姿镏猩接锫颊唷Ｕ獠唤龆砸衾止顾荚斐闪讼拗疲部赡苡跋炱渥魑徊烤涞牧鞔?/P>　　我也曾关注过一些业余作曲爱好者或作曲系学生的古典音乐创作，其中不乏有才华者，然而一个共性是歌词不够好，不是通俗化的古诗词，就是带有动漫倾向，未脱离靠过度形容支撑的作文风。

去年年底，国家大剧院“青年作曲家计划”评选出的6部交响乐作品，多数取自中国古典意境或民族、民俗趣味。

这不是属于年轻作曲家的现象，如今大量器乐作品的创作要么迷恋古典、民族趣味，要么寻求先锋艺术理念，少有对当代生活的理解与体验，更缺少一种时代性的内在冲突。

　　拿19世纪音乐做参照是否有意义，特别是当下，已经历了20世纪下半叶各种艺术纯粹化的潮流，一些音乐已是纯粹声音的实验。

然而事实上，并非大量中国当下的古典音乐已摒弃了文学性，它们甚至仍具有传统意义上文学的情节性。

只是音乐中的文学性，比当代文学更严重地缺乏现代性。

　　这可能不能完全归咎于作曲家。

其一，文学也有自己的问题。

如今有哪部作品，可与《浮士德》、《唐璜》的流行程度及经典地位相比？当下的文学创作是丰富了，但却缺乏有说服力的挑选机制，严肃文学趋于小众。

作为普通读者的作曲家不关心当代文学，似乎也无可苛责。

其二涉及艺术教育问题。

很多的艺术专业教育重视技术训练，轻视教授艺术史、思想史，学生在学习期间只是进行风格化操练，形式与主题的联系没有被及早建立，直到毕业创作时才逼着学生寻找主题，那么他们如何能迅速觉知并转向表达自身经验呢？其三，音乐与当代文学的疏远，归根结底还在于对艺术创作某些常识性问题的辨析。

艺术是一种个人的表达，不光在于表达方式，也包括要表达什么，为什么要表达。

听民国作曲家黄自、江文也的音乐作品，自我、当下与中国传统是自然交融的。

然而如今一些令人尊敬的作曲家，在个人创作中仍未摆脱赞歌式旋律，而另一些作曲家依托符号化的文化图景，也没能回到自发和真诚的起点。

　　对于音乐，我们希望借助当代文学所连结的，实质是一种当代思想，思想通过形式和思想本身叠加着给人以共鸣的东西。

在当代诸艺术中，狭义的文学性（情节性）退出中心位置，并不意味着一种广义的文学性已经消融，这种文学性以更开放的方式构建艺术文本，但其核心仍是艺术家对时代中自我与他人的执着关心，而正是这仍然变化着存在的，才是艺术可以抓住我们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