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和日本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开始展开音乐文化的交流，而在我国的隋唐时期，尤其是日本的圣德太子（574～622）摄政时期开始，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日益频繁，日本曾先后派遣十九批“遣隋使”和“遣唐使”到我国来，其中每个使团都设有音乐长、音乐生，他们在我国学习我国的音乐，并且又把我国的音乐带回到日本，从而使我国音乐在日本国土上得以广泛的流传，并对日本的音乐产生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分为音乐的内容形式和音乐理论思想两部分。

　　隋唐时期我国传入日本的音乐内容，主要有唐乐、伎乐、散乐三种。

唐乐是唐代宴会时使用的音乐，即我们所说的燕乐或俗乐，它们流传到日本以后，被改造为日本的雅乐。

唐燕乐曲调传到日本的共计百首以上，日本至今还保存有《秦王破阵乐》等二十几首唐代燕乐的古乐谱，有些曲目现在仍在日本的舞台上演奏，一些日本的民谣，如筑前的黑田节（黑田调）据说就是唐乐《越天乐》的曲调配上日语歌词而形成的一种民谣。

　　伎乐是指在露天演出的音乐舞蹈剧，即我国的乐舞，由于隋初设置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七部乐而得名，传入日本后或称伎乐舞。

相传在隋炀帝大业八年（612年），在吴国学习乐舞的百济人味糜之归化了日本以后，开始在日本传授伎乐，由于当时的圣德太子十分喜爱伎乐，便召集了一批日本的青少年跟从味糜之学习，并且在雅乐寮职员令里设了伎乐师、伎乐生，最后更把这种舞蹈定为佛教祭仪，随后伎乐在日本逐渐盛行起来，并对日本能乐形成了很大影响，流传到日本的伎乐曲目有：《狮子舞》、《吴公》、《金刚》、《迦楼罗》、《婆罗门》、《昆仑》、《力士》、《大孤》、《醉胡》、《武德乐》，称为十伎乐。

散乐即我国的百戏和杂戏，它是由周代的民间乐舞发展而成的曲艺、杂耍和音乐结合成的一种节目，唐代年间与唐乐一起传入日本。

日本对散乐非常重视，朝廷指定散乐户，以演奏散乐为世业，受国家的保护和奖励。

散乐与伎乐随着雅乐的兴盛开始从宫廷流入民间，后来与日本原有的滑稽伎结合，形成了日本特有的乐剧，即能乐。

除了上述的三种音乐，隋唐的许多民间歌曲也随着日本留学生的归国传入日本并对日本的民间音调产生很大影响，大约八世纪，日本流行一种俗称“催马乐”（saybala）的歌谣俗曲，据日本学者河口慧海考证，saybala是西藏语“saybar”（地方恋歌）的音译，日语saybala的内容并不限于爱情，歌词中有时掺杂着藏语，从这些乐曲中可以窥见我国隋唐时期西域音乐的踪迹。

　　在隋唐两代传入日本的乐器及曲谱同样对日本形成很大的影响，其中最有影响的应该算筝和琴。

十三弦的筝是在唐代传入日本的，一并流传过去的还有民间的许多筝独奏曲，多数传向日本的九州。

据日本的《琴曲抄》的序言中记载，一位叫石川色子的女官，在彦山跟唐人学得筝曲后于公元八八七年将这些筝曲传给了当时的宇多天皇。

筝及筝曲传入日本后，发展成了日本人民群众十分喜爱的一种民族音乐形式，不少现代的日本民族音乐作品都是为筝而作。

　　我国七弦琴在隋唐时代传入日本，在日本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里至今珍藏着唐代传入的七弦古琴，同时，在日本很早就流传了我国的著名琴曲《易水》、《幽兰》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梁末隋初的丘公明撰编的《碣石调幽兰》在唐代传入日本以后，至今仍完好地被收藏在日本京都西贺茂的神光院里，这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谱（在我国已失传）。

琴和琴谱流传到日本以后，同样被日本人民欣然接受，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风格的琴乐。

　　另外，公元八三五年日本的藤原贞敏留学到我国后，在扬州跟随当地琵琶名师廉十郎进修琵琶，深得廉十郎的喜爱，后廉十郎把自己的爱女嫁给他，另外相赠琵琶谱本数十卷，公元八三九年，藤原贞敏回国时带回这些曲谱及临别受廉十郎相赠的琵琶两面（玄象、青山），据日本伊庭孝的《日本音乐史》记载，藤原贞敏从唐带回的琵琶乐谱包括《流泉》、《啄木》、《杨贞藻》等琵琶秘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