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音乐”的范围很广泛,包括戏曲、说唱、民歌、民间舞蹈音乐和器乐等多种不同的门类。

本人在《中国传统音乐发展中的四种转型方法》(《人民音乐》2008年第1期)中提出了当今中国民间传统音乐的四种转型方法,即:延传着的民间传统音乐、由生活方式到艺术形式转化着的民间传统音乐、从生活方式到文化符号转化着的民间传统音乐、完全专业化了的民间传统音乐。

本文论述范围仅限于完全专业化了的民族器乐,同时也可反映出其他门类中所存在的相同或相似的情况。

　　由于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与西方艺术音乐相类似的专业音乐类型,所以,在中国固有的传统音乐品种中,尽管有些品种具有相当程度上的“专业化”,如戏曲音乐,但其基本属性是“民间性”的。

20世纪以来,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

　　那时始,中国音乐的发展之路偏离了以往数千年的轨道,走向了一条“现代化”的道路。

这时期,西方音乐被大量地引入到中国来,使国人们听到了如此美妙的音乐。

乐器音色、表现能力、乐队层次、作曲技术……总之,西方音乐的艺术魅力不但折服了我们,并且使我们反思自己国乐的粗糙,因此,便开始了国乐的改革之路。

向西方音乐学习,不仅成为当时蔡元培所倡导的美育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萧友梅建立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主要目的,同时也是刘天华等国乐大师们创办“国乐改进社”的主要动因。

在其后的一百年间,中国传统音乐领域中的从业者们经历了不懈的努力,使传统音乐逐渐地“现代化”,终于形成了今天所具有的“民族音乐”之概貌:在中国各大音乐学院设有“民族器乐系”,教授各种民族乐器的演奏;在各大城市设有“民族管弦乐团”,还有国家级别的中央民族乐团、中央广播民族管弦乐团;我们有顶级的民族器乐演奏家,有“女子十二乐坊”等流行化的民族乐队组合。

西方音乐的引入造就了中国专业艺术音乐的形成。

专业音乐院校、专业音乐院团、专业音乐家,这些机构和个人不但吸收了西方专业艺术音乐的理念,引进了西方专业艺术音乐品种,同时也改造了我国固有的民间传统音乐,使其走向了专业化的道路。

　　纵观今天的民族器乐,在与传统器乐相比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三种变化:音声变化、制度变化和思维变化。

　　音声变化是指音乐声音与形态的变化。

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到这种变化。

(1)乐器改革。

改革乐器的制作材料、革新乐器的结构形态、改变乐器的音色、制造新的乐器,所有这些均体现出了对新的音响观念的追求,而这种新的观念是与西方音乐的音响观念相一致的。

比如,弹拨乐器的品位排列,使明代朱载堉所创造的十二平均律得以应用,而管乐器上的音孔位置也是以十二平均律为基准的。

尽管中国民族乐器音准问题还不尽如人意,但经过改革后人们普遍认为在此方面有了很大“进步”。

(2)作曲理论的发展。

引进西方的和声、配器等作曲技术在中国器乐音乐的创作中处处可见,西方音乐A—B—A的模式体现了中国“新民乐”作品的主要曲体结构。

中国民族音乐和声学、曲式学、配器法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音乐理论研究的主要成果。

(3)民族管弦乐队的形成。

从20世纪初期的“大同乐会”开始,中国人经过了五十余年的努力,终于建立了中国自己的民族管弦乐队。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大型乐队:曾侯乙编钟乐队、汉代鼓吹乐队、隋唐宫廷乐队等等。

在中国广大的民间也存活着各种各样的乐队:西安鼓乐、潮州大锣鼓、十番锣鼓、北方鼓吹乐等等。

但是,今天的民族管弦乐队是基于西方的交响乐队而形成的。

由于西方交响乐队被看成是“标准模式”,中国的民族管弦乐队与这个“标准模式”相比还存在许多问题,高音、低音、亮度、力度、音准等各方面还显得很不足,但是它毕竟是用中国乐器组合而成的,并且已经代表着中国走向了世界各国的音乐舞台。

(4)新作品的问世。

数十年来,改编或新创作的民族器乐作品不计其数,构成了中国音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这些作品中所体现出的风格上的交响性和形式上的协奏性使其成为西方艺术音乐在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