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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瑰宝——潮州音乐

潮州音乐是潮汕地区民间音乐的总称。

流行粤东、闽南以入上海、台湾、港澳和东南亚等地区潮人聚居的地方。

它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中一支别具特色的地方乐种,深受群众喜爱和赞赏。

一、源流与沿革  潮州音乐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与潮汕地区的先民史和文化发展史有着密切的关系。

春秋时期的潮汕被称为南蛮和百粤,是古越族(闽越族)的住居地。

但那时已有青铜文化,说明中原文化已渗透到这里。

潮汕古墓出土屡有发现青铜文化和商周文化遗物。

潮阳市和惠来县华湖镇出过铜甬钟,是庙堂礼乐器具,属西周文化。

惠来县神泉港海滨打捞出西周时期的铜鼓,说明潮汕先民早已用过商周文化器物。

由于史上历经“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造成北方中原汉人大规模迁徙南移。

如晋朝元年,随晋元帝南移的山西、陕西居民分居江浙,后来,为了逃避战争烽火又移入福建;唐玄宗时,为了防范边疆倭寇,还有居民南移福建,后来几经唐末、宋末、元末、明末等几次兵灾,都有过大举辗转南移的史实,先后分住江西、福建的漳浦等地再相继入潮。

由此,随民而来的中原音乐文化流播入潮,则不言而喻。

清乾隆时有个叫孟良揆的外地人来潮后,写了一首《潮州竹枝词》:“从入新年便踏春,青郊十里扑香尘。

怪他风俗由来异,裙屐翩翩似晋人\”。

从词中可反映出中原汉人后裔居住潮汕一带的史实。

直至秦始皇统一中国发兵百粤,设置揭阳守区,秦将领史禄及其家眷后来留寓揭阳,也将中原文化传入百粤之地。

潮汕先民长期与中原汉人同化过程逐渐融合到汉族这个大家庭中,也加速中原音乐文化与潮汕土著音乐文化的相互渗透、融合。

这是历史文化的积淀,也是潮州音乐的远源。

  唐宋是潮州音乐的形成期,明清两代是潮州音乐的演变、发展期。

唐代音乐艺术空前繁荣,其时潮州与江南各州郡一样已逐步进入文化发展的上升期,潮属境内丝竹吹管之音,钟鼓和鸣之声,遐迩可闻。

早于晋代潮阳县西建有西岩寺,到了唐朝佛教空前盛行,举国上下寺院林立。

潮州于唐开元二十六年(238)建开元寺,唐德宗贞元四年(788)潮阳建灵山寺(建成于791年),其后潮汕各地先后又建了不少寺院。

由于中原佛教音乐随之传播入潮,潮州及潮阳这两大寺院更成为其时法乐佛曲最大的集散地,唐高宗时奉旨平定泉、潮蛮僚骚乱的陈政父子(何南人)是精通音乐的乐官,陈政原是隋朝协律郎,其子陈元光精通音律,任过漳州镇抚(管辖潮、泉),素以乐、武汉化潮泉二州著称。

陈元光曾咏::“秦箫吹引凤,邹律奏生春,缥缈纤歌遏,婆娑妙舞神。

”描写宴乐歌舞。

中唐韩愈贬潮时,已有民祭神的音乐活动,韩愈在《韩昌黎文集》中记叙唐代潮州民间祭神活动有:“吹击管鼓,侑香洁也”;“侑以音声,以谢神贶”;“躬斋洗,奏音声”等名句,史籍还记载:潮“仕皆倡琴瑟,重乐以治民”。

  宋代潮州出现一种祭孔的大成乐。

据饶宗颐先生在海外搜集到的《永乐大典》、《三阳志》中记述嘉定十四年重修供奉孔子的宣圣庙大成殿,恢复旧制云:自宋以来,潮城孔庙每年于仲春及仲秋举行祭孔典礼,演奏大成乐。

所用乐器有编钟、编馨十六枚、琴自一弦至黄十张、笙、瑟、凤箫等,初由士子执器登歌、到淳熙年间由民间乐工演奏……。

可见演奏阵容之庞大与正规。

这是当时儒学文化所提倡的礼乐,是宋代大晟府教坊音乐,原名叫“大晟乐”。

也是当时宗庙祭典用之雅乐。

此为中原古乐在潮汕传播的明证。

  南宋末年。

宋帝南逃,宋室左藏朝散大夫吴丙随文天祥率勤元之师抵潮。

吴丙是宫廷乐官,其时带乐工、歌伎、礼乐。

后来吴丙在潮阳安居落户。

明代江西提学李龄(潮阳棉城人)告老回乡于潮阳修建学宫,传播宫廷音乐;及后任过广西副使的陈淳临因奉旨平交趾有功获御赐,荣归故里潮阳棉城时,圣上赐与一班乐师、歌伎随其还乡。

这是宋明时期中原音乐辗转传播入潮的例证,故潮阳素以\”笙、箫、管、笛为主器的笛套音乐\”闻名。

《潮阳县志·风俗志》有记载日:\”帝乡万里虽非唐魏比,然被化深矣,方其盛时弦歌达于四境……\”可见其时潮阳音乐风行盛况。

而潮地南海之滨北有五岭之嶂,使上古的中原之音得以比较完整地保存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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