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音乐》97 年第1 期上，读到伍国栋先生的《工尺谱存在意义和作用的思考》，全面深入，颇受教益。

也引起一些想法。

随笔附骥。

　　一，说到工尺谱，想起一件事来。

1979 年，在苏州，昆剧的一群青年演员和他们的老师们发生了争论：是用简谱还是用工尺谱? 问题当然是青年们提出来的，老艺人们讲不出多少道理，只是说：“工尺是传统!”青年们说：“工尺是谱，简谱也是谱，无非都是谱；你们老习惯用工尺，我们年青人用简谱，一样的。

”其实，那些年青人说得很客气，在他们心里，工尺谱是落后的，简谱是先进的科学的，当然五线谱更是最先进最科学的了。

双方各不相让。

当时吴石坚前辈在场，被叮住问，无可奈何，只得说；“好象是一样的”。

　　但是，其实是不一样的，很不一样，或者可以说是根本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呢? 很明白，且从书写方式上看。

用简谱是：乐谱写在上方，乐谱在各个方面都极为规格；文词在乐谱下方，是一个文字、一个文字地对住音符，文词、文句在书写方式上全无规格(用线谱亦如是) 。

工尺谱呢? 无论蓑衣、一支香，是：文词按句、按篇书写(尤其是蓑衣谱) “， 谱字”嵌在一个一个文字之下，且必用小一档的字，也就是，实际上工尺谱只是一个一个的“谱字”(包括板眼谱字) ，至少在唱谱中，工尺并无在音乐上即乐谱自身的完整性和独立性。

这反映了、说明了：在唱中，　　(用) 简谱、线谱， (势必) 是：文词从属于乐谱；　　(用) 工尺谱，乃：唱腔从属于文词；所以说，完全地、根本性地不同。

是不是这样呢?　　二，既如此，以上二者，何取? 要从理论上说过来，可以牵涉到很多方面和问题，说具体的吧。

唱，其根本功能是什么? 我想，至少在我们中国，又至少在我们中国的民族民间文艺、音乐，唱，其功能首在“传辞”。

按古人说法，是：“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无非因“言”即文辞。

用我的说法，是：唱，须“达辞情，谙声情(乐) ，具才情”；“声情、才情”皆依附于“辞情”，皆为“达辞情”；而所有“情”则皆生于“辞”。

我们中国在音乐范围内的唱，称；唱“歌”、称唱“曲”，歌、曲原本都是“文”即文体文辞。

唱中的“文、乐”关系，在总体上，文始终是主，而乐总是从，文体决定乐体。

所以，在我国有无乐音的唱，而绝没有无文词的歌。

当然，我曾在多处说过，按唱辞的字读语音与唱腔的乐音旋律的关系而言，我国的唱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稳定或基本稳定的旋律，传唱不拘平仄声调的文辞；一类是以文辞句字的字读语音的平仄声调化为乐音进行，从而构成旋律。

然而，即使是前者，也不能不顾文辞，不能不顾句字语音，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按性质属于前者的音乐品种如某些民歌小调、如戏曲中的乱弹皮簧等，往往比性质属于后者的如正昆曲唱、如弹词大鼓，更强调“字正腔圆”之故。

　　工尺谱，确如伍先生所说是不宜废的。

可是，现今能熟练地运用工尺者已很少了，但窃以为，即使如此，上述工尺谱使唱腔从属于文辞的这种性能也是不可废的。

这样说，不是要人们都去学工尺，更不是要废除简谱和线谱，而是在使用简谱或线谱时，别忘了我国民族民间的唱中的文、乐关系。

　　记得在50 年代，我们在收集民歌时，曾“发明”一种记录方法：先把文词录下来，竖写横写皆可，然后用简谱如蓑衣谱的写法，按词记谱；亦即近似上说了。

结果呢?几个人同时记录的同一首歌，尤其是多段的，往往大同小异——是不同，又有小异，但都是这首歌，绝对无误地都是它。

　　三，这就是伍文中论说的：“母谱”和“变异、创新”。

伍先生以大篇幅着重论说这问题，伍先生说得好极了。

这种“现象”，我称之为“据本而演文”。

　　本，根也，即伍文称为“母谱”者；文，繁备也，丽彩也；即伍文称为“变异”者，“据本而演文”，在我国文、艺，是传统，是普遍且长久的传统。

上面说到记民歌，会“大同小异”即此；再稍推远些，如[ 信天游]吧，其文体及音乐结构、其风格及特色等都是一致的，即其本；而具体唱起来，每一支都不同，每个人唱都不同，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和情景下唱起来都不同，这些便是文。

戏曲音乐、曲艺音乐亦皆如此。

上面说到的唱亦如此：文，本；乐，文。

远不只是音乐，如话本之与话文、经本之与变文等。

诗有律绝、词有调牌，皆本；具体作品，文。

全国都演《白蛇传》，谁知道白娘娘“本”是怎么样的? 有说浙江话的、说四川话的、说北方话的……，皆“文”。

又远不止文艺，于“史”，如《春秋》以“经”为本；左氏、公羊、谷粱三家“传”，文。

于“书”，如孔子之语，本；论孔子之语，文。

于“典”，字、词，本；《尔雅》《广雅》《说文》等，文。

等等，总是“据本而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