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音乐与考古结合，国内少有。

1978年曾侯乙墓古乐器的出土，将“博物馆与音乐”这一课题正式拉开了序幕。

成立于世纪之交的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在中原文化的深厚内涵与实际相结合的探索研究过程中，找到了一些音乐与考古结合的最佳契合点，并正在将此工作进一步的展开，给过去仅对音乐载体进行考古研究的狭义理解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也是该乐团在“音乐文物复原研究”这一课题中的延伸与拓展，从音乐音响的角度对华夏古乐进行了解读与诠释。

一、思路与宗旨 河南地处华夏腹地，所出土的音乐文物历史悠久，内涵深厚，形式多样，在中国乃至世界音乐史上的价值与意义，不可估量。

一批卓然不凡的音乐文物以其形神兼备的独特个性而为世界所瞩目。

1999年底，河南博物院选择了本院的王孙诰编钟作为世纪之钟，并与国内其它会场同时敲奏，此举确实非同凡响，其意义之深之广也不言而喻。

更为重要的是它以此为契机，为河南博物院音乐文物的开发、利用、研究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目前全国各地除屈指可数的几家博物馆勉强与音乐有缘外，专题的音乐博物馆或乐器博物馆还很稀有。

2000年河南博物院在此找到了音乐与考古结合的最佳契合点。

为复活中原古乐之本来面目，3月，博物院开始组建华夏古乐团，并于4月份正式上岗。

创团初期，本着对历史负责、对现实负责的态度，有关人士对社会上已存在的几种古乐模式，进行了全面的复制。

自从曾侯乙墓编钟问世到中南海演出至今已有20多个年头了，这一类的古乐演出也比较多见，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种模式：一是专业文艺团体的演出。

出土的乐器和图像资料等造型艺术是启迪创作者灵感的依据，例如甘肃省歌舞剧院的《丝路花雨》，河南省歌舞剧院的《汉风》和西安的《仿唐乐舞》等，这些艺术形象均来源于此，其特点是注重舞台艺术效果；第二类是旅游景点的演出，此类注重观众的情趣。

这两类都倾向于娱乐性及趣味感，对于细节的真实则不太注重。

曾侯乙编钟问世后，专家学者对其进行了不同方向、不同方式的研究，同时它不仅促使了新一代考古学家的成熟，也促使了音乐考古学学科的建设和专业的设立，在这一研究向着深度和广度拓展的过程中，此学科的研究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和价值。

我们所要讨论的第三类——学院派的研究即出于此：它培养了一批编钟古乐器创作和研究的人才。

利用这些古乐器与传统民族乐队、西洋管弦乐队的结合，又推动了我国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和振兴，走在这一类前沿的当首推湖北武汉音乐学院。

目前院内专家、教授对已出土的音乐文物进行了考察、梳理，并已将触角延伸至国内一些文博部门，于第一时间参与音乐文物的发掘和研究工作。

2002年12月11日武汉音乐学院“中国音乐考古中心”的挂牌成立，标志着本院音乐考古工作在国内音乐考古研究史上起到了里程碑的作用。

河南博物院在综合考察了上述情况后，面对本地上下八千年优越丰厚的音乐文物，依据博物馆自身的性质，创造性地提出了以“陈列展览的延伸”为主旨的第四类展演风格。

展览与演奏相辅相成，既展又演，展演结合，视觉冲击与听觉感受完美结合。

最为关键的是，本院古乐演出摆脱了一般意义上的仿古乐器演出，明确提出了以历史为依据，以科学为基础，以社会、经济、文化为博物馆服务为目的，不脱离人文背景,突出河南省历史悠久、文物丰富的特点，强调音乐文物的复原研究是乐团演出的强大根基，学术上有支撑，技术上求精湛，艺术上出效果，如此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前无古人，以陈列展览的延伸和立体的展示为方向的博物馆研究新型模式。

二、内容与形式 古代歌、乐、舞不分家，诗言志，歌咏声，一部诗经即可歌、可弦、可舞、可诵。

具体到演奏实践中，我们通过不同的演奏方式，将中国的音乐与文学、文物与考古融为一炉，立体地去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总结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