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是一炷香火，如果从魏晋南北朝算起，她焚传至今已有160 0多年，即便从南宋算起，也有700多年的历史。

为什么她在经历了千百年蹉跎岁月后仍火种犹存、香馨不绝？笔者以为，因为她是客家人生活的文化符码和精神象征。

我很赞成杨应彬先生用“金凤凰”来形容汉乐。

汉乐就是不朽的“凤凰涅槃”。

　　然而，这只“金凤凰”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在市场化的今天，却正在遭遇难以掩饰的“尴尬”：这就是“香火”难续，“精神”难举。

　　面对这两难的“尴尬“，我们应该支出什么招数，拿出什么策略，才能在摆脱这种尴尬的“博弈”中获取胜算，做到上不负先辈之峻伟，下不愧后世之绍接。

　　好在有如著名民族音乐学家冯光钰先生所言：广东汉乐的创新和发展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

依鄙之见，这“天时”就是外源性和内源性条件：从外源性而言，一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发展，特别是文化多元化，为广东汉乐的发展提供了独立而又广袤的空间，可以使之成为多元中之“一元”；二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于2003年正式通过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保护对象的条例，这是保护和发展汉乐的外部动因。

从内源性而言，一是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文化建设，并且把它作为社会主义重要特征的表现；一是“申遗”的成功，即汉乐已被正式批准为并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这为汉乐的发展提供了直接动因。

这“地利”是指汉乐具有良好的地缘条件，即历史传承、特殊的地域空间（凡有客家人的地方就有汉乐）和“文化空间”如私伙局和演出场所等、外部影响即“墙外香”等。

这“人和”是指上下同心的“和合”环境。

这一环境由三个要素构成：一是包括省、市、县的上级部门越来越重视包括从资金、政策、立法以及授予荣誉（如大埔被省政府授予“广东汉乐之乡”）；二是社会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实业界的支持，否则，就会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境地；三是汉乐人孜孜以求为汉乐艺术献身的精神。

缺乏以上任何一个要素，创新和发展汉乐只能是空泛之论。

　　问题是：我们要承续的汉乐香火到底是什么？她代表一种什么精神？　　我很认同罗概祥先生的看法，汉乐的香火应该是汉乐中所体现的“中国韵”和“中国魂”。

对于这“韵”、这“魂”，我在第一届汉乐研讨会上，曾从文化学的角度做过探讨，我把她的这一文化品位概括为“四态”与 “四和”。

（见《汉乐研究》第18期）如果进一步从哲学的角度，我则认为，这“韵”、这 “魂”所表达的是一种哲学精神，这种哲学精神我把她概括为五个字：真、善、美、贵、全。

　　哲学上讲两种“真”：一是事实意义上的“真”；一是艺术意义上的“真”。

从诗化哲学上讲，艺术的“真”比事实的“真” 更有“真实性”。

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才说，艺术或诗的真理是真正的真理。

所以，他才期待“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显然，海德格尔是反科学之真，而提举艺术之真的。

因为在他看来，现代文明的危机就是由那种狭义上的科学之真带来的。

汉乐反映的是这种艺术之真，欣赏汉乐，可以让我们真正生活在一种艺术的真实中，在汉乐的真实世界中，一切都很“纯粹化”，人的心灵可以在这一“纯粹化”中得到圣礼般的洗礼。

　　我这里所说的“善”不是只对人而言的“小善”，而是针对所有生命的“大善”或老子所说的“上善”。

“上善若水”，利于万物，就是这个意思。

汉乐中是否包含“大善” 即对自然生命的尊重，对万物谐趣的歌颂，对自然造化的感恩的意蕴呢？有的。

如在《翠子登潭》、《迎春歌》、《焦窗夜雨》、《柳摇金》、《寒鸦戏水》、《红山茶》等曲目中就能感受到。

至于表达人与人之间的“人和”儒家伦理精神，也是很突出的。

一是在演奏上强调演奏者之间的相互默契，做到和而不同；二是在音乐传达的社会效果上，使人们通过欣赏音乐，不仅获得美的沉醉，而且寓教于乐，使人们培养和合精神的道德品性。

正如范永干先生所言：汉乐人不仅铭记“和为贵”之古训，还深悉“鼓要抬着打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