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 港台流行风越刮越烈，严肃音乐开始在低谷中徘徊。

目睹乐团演奏员跟着港台歌手走穴，有志向的青年演员苦闷得几乎要改行，年轻一代将流行偶像的大头贴粘满课本书皮……三位女音乐家：指挥家郑小瑛、大提琴家司徒志文、小提琴家朱丽在北京共同发起成立了一个完全由志愿者组成、不占国家编制、非营利的民办乐团 “爱乐女”，以达到普及严肃音乐之目的。

“‘爱乐女’绝不是靠几个人的凝聚力把大家集合在一起，而是与中国女性特有的高度使命感和责任心息息相关。

每一位姐妹加盟时都被我们告之：演出是没有报酬的。

可是，大家居然都心甘情愿地来了。

” 郑小瑛感慨往昔。

　　20年前的“爱乐女”们本月初在厦门市老年活动中心音乐厅再度聚首，联袂举办“爱乐女20年回响”音乐会。

早报记者专程赶赴现场，目睹三位发起人与章红艳、黄桂芳、周小曼等当年“八九点钟的太阳”、而今光彩夺目的艺术家们一道亮相的感人场面。

　　杨飒(贝司)、章红艳(琵琶)、张丽达(作曲)为郑小瑛揭开“红盖头”庆祝生日。

当年不计报酬，为“爱乐女”创作室内乐作品的作曲家杨宝智、莫凡、鲍元恺。

陈冰正在指挥，郑小瑛慨叹：“五年不见，陈冰有自信了！”　　“爱乐女”之一章红艳曾批评“女子十二乐坊”的假奏，被乐坊经纪人告上法庭。

(以上图片截自郑小瑛博客)　　回忆当年　　无偿义演200多场　　1990年，“爱乐女”室内乐团于三八妇女节首演，此后6年间，先后共有70多位女性艺术家加盟。

她们多是来自首都各音乐团体的骨干和刚刚显露才华的青年演奏家。

被女作曲家瞿希贤誉为“低谷中的鲜花”的她们，克服了经费、排练场地、家庭事务等重重困难，为20多万人演出了240多场音乐会，并首开讲解式的演出模式。

　　“那个年代流行走穴，抓起电话第一句要问清楚多少钱。

但是爱乐女从不计较这个，而是直接问，到哪里集合。

大家往往是刚从各自单位下了班，就立刻顶着酷暑或严寒赶来，随团队一起到很远的地方演出。

有时甚至得拎着乐器在烈日下或寒风中等一个多小时的车。

” 郑小瑛回忆道，“有一次到昌平县演出，二胡演奏家宋飞是我们接车的最后一站，那天下着大雪，又没手机。

因为路滑，车子迟到了一个多小时，我们都猜想宋飞可能已经走掉了，没想到，远远看到她拎着两把二胡在雪地里不停地跳。

到了昌平的学校后，我就跟那些小孩子讲，听说你们喜欢的很多歌星，接车的牌子级别不高就不坐，可是今天，你们的同龄人小宋飞却为了这场音乐会，在雪地里等了近两个小时。

”　　“爱乐女”曾走进60多所大中学校普及严肃音乐，有的学校演出条件差，尤其是冬天，没有暖气，大家穿着单薄的演出服冻得直抖，吃上一两口冰冷的盒饭，搓搓手就得上场，可无论年长者、年轻人，从未有人挑剔。

如今已是满头华发的弦乐指导黄晓芝回忆早年自己赶火车奔赴演出现场，“手脚并用”一边脱雨靴，一边扯上演出服。

老太太比画着当年自己狼狈的样子，笑得前仰后合。

哪怕是那次去天津演出途中遭遇车祸，大家仍竭尽全力准时赶到现场，连口水都没喝，打开琴就上了台。

下雨天，姐妹们为农民演出，一边演奏，一边抽空擦掉琴上的雨水……　　“没有钱，也没有任何编制，其实谁都可以招呼都不打一声地走掉，但是没有人这样做。

为了普及工作的需要，在200多场演出中，姐妹们还不得不200多遍地听我向听众们讲解如何欣赏音乐，从未有人抱怨。

” 郑小瑛说。

一位大学校长感慨，爱乐女的台风与品德，对学生们产生的影响比学校上多少堂德育课都有效得多。

作为把典雅音乐引进校园的先行者，爱乐女确立的口碑，总能吸引到同学们提前半小时到剧场礼堂占座，演出时不仅座无虚席，而且连过道、大门外都挤满了年轻的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