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的出现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是在特定时代环境下出现的特有的作品。

不要再留恋于当初的形式,应该有新的寻找和突破,没有创新就永远走不出囹圄。

从这个意义上,让我们忘却《梁祝》,往前走。

　　说到交响乐,似乎离不开“西方人的音乐”这样的印象。

事实上中国交响乐发展已近百年,共有370多位作曲家创作了2800余部作品,其中公开发表的约有1500余部。

萧友梅的《新霓裳羽衣曲》拉开了中国交响乐创作的幕布,黄自的《怀旧》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音乐始终致力于中西语汇的交融…… 　　然而,留在普通人记忆中的旋律并不多,我们能记住什么?那千余部作品中,是否曾有一串音符敲响你的耳膜、柔软你的心房?唯有《梁祝》家喻户晓,五十年来仍余音缭绕。

　　集体创作是时代特例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成功综合了很多因素。

好的创意,适合的语境以及集体的智慧三者缺一不可。

每一个人的长处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叶国辉认为,天时、地利、人和,在时代需要《梁祝》的时候,在音乐学院这样一个合适的环境里,通过创作者们的努力,诞生了这部传世之作。

　　“这是一个在特殊背景下,集体创作的成果。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郭树荟说,“不得不承认,即便后来仍有好的作品出现,也无法超越《梁祝》那样的成功,因为再没有这样的珠联璧合。

”50年代的“民族化试验”在各个领域遍地开花,集体创作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直到之后的样板戏,也是这样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创作模式。

并且现代京剧在随后的十年间始终占据着主流的地位,而交响乐的创作则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遭遇压制和否定。

　　改革开放后,大批国外新思潮涌入,作曲家终于摆脱束缚,着手实验和先锋作品的创作,如谭盾的交响乐《离骚》,叶小钢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郭文景为两架钢琴和交响乐队而作的《川崖悬葬》,朱践耳的音诗《纳西一奇》,瞿小松的混合室内乐《MONG DONG》等。

那个年代人们追逐内心,探索精神世界,照刘索拉的话说,“那像是另一场文艺复兴”。

狂潮直到80年代末才逐步散去,纯朴悠扬的旋律和唯美的主题再次被怀念。

然而,无论民乐作曲家创作交响或是交响作曲家转投民乐,始终无法做到二者兼顾。

格局已然改变——音乐创作从集体回归个人。

　　中国几千年来始终没有“作曲家”这个概念。

远的不说,近代著名的《二泉映月》的作者阿炳(华彦钧)其实也只是以演奏者而非作曲者闻名的。

因为中国音乐没有“创作体系”,所有源自民间的音乐都是在岁月的打磨中形成的。

有人演也有人改,靠口传心授的唯一途径来传播。

由于没有真正严格的记谱法,中华民族的艺术确实是群众的结晶,能够留下来的作品更是历史的选择。

自从刘天华将西方记谱法植入中国音乐后,个人作曲才成为可能。

从此以后,作曲家拥有了署名的权利,作品有了保持不变的途径。

一部作品表达了作曲家独一的思想,自然且统一,更完美地体现了艺术的完整性。

然而到了《梁祝》年代,情况又突然不同了。

在政府的强力号召下,人们怀揣着同样的理想走到一起,集中力量为“民族化”努力。

这样高度统一的精神理念,过去不曾,如今也不会再有了。

“集体创作可以看作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方式”,叶国辉说,“个人创作才更符合艺术发展规律。

” 　　交响乐就像F1 　　如果要解释为何《梁祝》之后再没有一部中国交响乐能够获得如此成功,答案恐怕只有一个:“时代变了”。

除了作曲本身因素外,传播方式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事实上,现在即使再创作一部《梁祝》,也不可能取得当时的效果。

郭树荟这样形容:“现在是音乐盛宴的年代,不像那时候广播里到处都是《梁祝》。

现在什么都可以听,好像面对自助餐,没有必要单一地选择。

”当生活充斥流行、爵士、摇滚等各种音乐,人们已然无法回到那个被动接受的年代。

热爱流行还是热爱古典,这只是一个选择,并非对或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