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曙明先生在1984年发表的《音心对映论——<乐记>“和律论”音乐美学初探》一文及其后续文章,其最初出发点在于通过对《乐记》一书音乐美学思想的解读,提出“和律论”的美学思想,并由此涉及到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文献的读解以及音乐美学研究中的诸多理论命题。

此后由该文引发的一系列学术争鸣活动,则进一步将论题引向深入,应该说对整个音乐美学研究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今天,当我们返观这一场曾引起几位学者共同参与和音乐美学界普遍关注的争鸣活动时,笔者以为,其历史意义已不在于“音心对映论”本身的理论是非问题,联系到20年来有关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的梳理与研究以及音乐美学学科在当代的发展,一个根本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那就是——如何将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的精髓纳入到现代中国音乐美学体系的建设当中?或者说,是否应当以及如何建构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体系?笔者以为,这是我们20余年后再次回顾这场学术论辩的深层意义所在,应当引起学界的思考与重视。

　　一、在学习西方进程中转型重构的中国现代音乐美学 　　中国音乐美学由古代形态向近现代的转型,是在20世纪初叶学习西洋音乐的历史潮流下逐渐兴起的。

从学堂乐歌时期人们由对西方音乐与“新音乐”的审美体验的描述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时人由此引发的对音乐的功能、音乐本质等问题的新的认识。

尽管这一时期音乐美学作为一门学科还没有走入人们的视野,但中国音乐美学思想的转型已经悄悄开始了。

　　“五四”时期西乐东渐的脚步进一步加快,新文化运动也为中国音乐文化由古代、传统形态向现代转型提供了适时的条件与环境。

这一时期首先向国内比较概括地介绍音乐美学知识的是从德国回来的萧友梅。

1920年,在北大音乐研究会主办的《音乐杂志》上,萧友梅先后发表了《什么是音乐?外国的音乐教育机关。

什么是乐学?中国音乐教育不发达的原因》和《乐学研究法》等文。

在这些文章中,萧友梅第一次将音乐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介绍给国人。

我们当然可以将此看作是萧友梅本人对音乐美学的认识与理解,却难以说这是他的创造性观点。

将萧友梅文中有关音乐美学的介绍与里曼《音乐美学要义》一书相比较即可发现,前者基本是对后者全书结构的大致介绍与借鉴。

里曼是萧友梅就读莱比锡大学时的音乐学教授,也是萧友梅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的主持者,加之萧友梅就学期间莱比锡大学经常举办音乐学讲座,因此,萧友梅受里曼音乐美学思想的影响自然是顺理成章。

　　30年代在音乐美学上产生较大影响的音乐家是青主。

前述萧友梅只是从学科的角度介绍了音乐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与他不同的是,青主专门以《乐话》一书集中探讨了音乐美学中的许多现象与理论问题,其另一本著作《音乐通论》与部分文章也不同程度地涉及到音乐美学问题,尤其是以诗性语言所撰写的《乐话》一书在当时即引起音乐界的注意与争议。

综观青主的音乐美学思想,笔者以为,最有价值处在于他对中国传统礼乐思想的深入批判,与之相关的“上界的语言”、“由灵魂说向灵魂”等命题,却不是他的创造,其基本观点完全来自于对欧洲表现主义艺术美学思想以及浪漫主义音乐美学思想的介绍,其中受奥地利艺术批评家赫尔曼·巴尔的表现主义艺术思想尤为突出,《乐话》一书中不少篇幅即为对巴尔《表现主义》一书的直接译介。

笔者建议对青主音乐美学研究有兴趣的同仁应认真地阅读一下巴尔的《表现主义》一书。

　　此外,这一时期黄自的部分深具美学意味的文论以及其它一些音乐家涉及音乐美学的文献也基本上是对西方音乐美学思想的学习与借鉴,此处不再罗列。

　　1949年后,对于外来音乐美学思想的学习与借鉴并没有中断,只不过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从民国时期对欧美的学习转向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音乐美学思想的学习。

新中国初期,除《音乐译文》发表部分音乐美学译介文章外,一批苏联及东欧音乐美学著作也经过翻译在国内陆续出版,如:克林列夫(即克列姆辽夫)的《音乐美学问题》(吴钧燮译,艺术出版社,1954)、万斯洛夫的《论现实在音乐中的反映》(廖辅叔译,音乐出版社,1955)、索菲娅·丽莎的《音乐美学问题》(廖尚果、廖乃雄、史大正译,音乐出版社,1962)等等。

应当说,新中国音乐美学的起步是与学习苏联和东欧音乐美学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