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在这里论述的音乐的持久性，是以那些优秀的，得以流传后世的，就人类音乐创作总体而言是一少部分的音乐作品为对象。

下边就音乐的持久性谈谈个人粗浅的看法，求教于同志们。

　　一、音乐的持久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一种理论，一个观点，只有以事实为根据来验证它，才能是正确的，科学的。

古今中外大量的音乐现象表明，音乐具有持久性，而且只有那些优秀的音乐作品才具有这种宝贵的品格。

　　音乐的持久性大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１）可以突破时间的限制，跨越时代。

以源于纪元五世纪末的，叫作《愤怒的日子》（又叫《最后的审判》）的圣咏为例。

这是一首在天主教的宗教仪式上演唱的，以描写耶稣被钉十字架前，最后一次受审判为内容的圣咏。

这首圣咏不但在当时和后世广为流传，一些作曲家还把它用在自己的创作中。

例如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的第五乐章“妖魔夜宴的梦”；李斯特的交响诗《死神之舞》，柴可夫斯基的交响曲《曼夫列特》的末乐章；拉赫玛尼诺夫的《死岛》，都曾借用它来作为标题手法，象征死亡。

　　这首圣咏，不但作为宗教音乐从中世纪流传到１９世纪以至今天的某些地方，跨越历史上千年，而且它的生命，还将依附在采用了它的那些长久流传的器乐曲之中，继续生存下去。

在音乐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

　　（２）可以突破空间的限制，跨越国界。

正是由于音乐具有这个特质，所以在不用翻译，也不可能翻译的情况下，有可能直接进入国际上的音乐文化交流。

　　我们仍以柏辽兹的创作为例。

柏辽兹于１８４０年曾写了一首叫作《拉科齐进行曲》的乐曲。

拉科齐（１６７６—１７３５），是１８世纪初，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是推翻了奥地利统治以后的匈牙利国王。

这首三拍子的进行曲，是由拉科齐宫廷乐队的一个吉卜赛小提琴手创作的。

由于它在流传过程中经过许多人的改动，因而一般把它当作匈牙利的一首民歌。

又由于他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他成为长期受外族侵略的匈牙利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一面旗帜。

而作为法国作曲家所改编的匈牙利乐曲，却曾激励了匈牙利以至欧洲一些国家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

据说这首乐曲在欧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１８４６年，在布达佩斯举行第一次演出，曾经激起非常狂热的爱国热潮。

关于这次演出，作曲家本人有下边一段详尽的论述：“开始时小号奏出这首乐曲的节奏，随后长笛和单簧管便柔和地奏出乐曲的基本主题，而弦乐器则用拨弦作为伴奏，这时候，听众还能保持安静，但是当音乐长时间的逐渐增强，一直到大鼓的宛如远处的大炮轰鸣一样沉闷的几击之后，听众便开始不安起来了；而当乐队卷入那勇往直前和雷霆万钧的音的洪流的时候，人们已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很快的，他们的满腔热情全部爆发出来了。

在这之后，我怎么也不可能让乐队的音响胜过他们的欢呼声。

在听众要求之下的再一次的演奏，情形也差不了多少，他们的热情不等到乐曲演奏终了，便又爆发出来了。

”这首乐曲不但在当时的匈牙利引起强烈的反响，１９７９年在我国首都演出时，也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它是突破了国界的。

　　（３）音乐可以突破民族的、阶级的和社会制度的界线。

　　音乐的这种可能，仅从１９７９年我国的国际音乐文化交流就可以得到证实。

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７９年一年，有二十多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不同民族、不同阶级阶层的三十多个演出团体与个人来华演出。

在这些音乐会中，演出了出生于美国、日本、德国、意大利、法国、美国、挪威、斯里兰卡、朝鲜、西班牙、墨西哥、罗马尼亚、冰岛、孟加拉国、新西兰等五十多个国家的作曲家创作的一百五十余首音乐作品。

当然，由于国际音乐交流是受政策制约的，所以演出的作品，即使受到了欢迎，也并不就是具有持久性的音乐。

但是像反映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莫扎特的歌剧《魔笛》序曲；反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反映爱国主义激情的挪威作曲家格里格的《ａ小调钢琴协奏曲》等作品，无疑是由于具有持久魅力，因而在世界各地受到各民族，各阶级和阶层的欢迎。

至于某些外国指挥家和演出团体，却能够非常成功地指挥演出我国作曲家所写的反映我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作品的例子，就更足以说明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