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您是一个诗性的音乐家，几年前出版、最近再版的《粤乐艺境》，与其说是论著，不如说是您人生与音乐的交响诗。

我先后拜读过几次，就象欣赏您的高胡演奏一样，每次感觉弥新，余音袅袅。

先请谈谈那本书的情况。

　　余：那本书是1998年出版的，后来再版时基本保持原貌。

因为它代表我青年时期对音乐对人生的一种感悟，所以我不想作什么修改。

书中内容除了30000余字的《广东音乐文化历程》和《广东高胡60年览略》等论文带有纯学理性外，大都是平时即兴之作。

其中，《广东音乐文化历程》是经过赵宋光和黎田两位老前辈、老专家指点过的，吸收了他们不少修改意见。

最初是在《粤剧研究》杂志上发表，发表后产生过一定影响。

李凌的女儿李妲娜评价说，如果这样的研究成果在西方不足为奇，但在中国就不简单。

特别是作为一个演奏者，又是刚刚经过“文革”以后写出来的就更不容易。

还有不少文章是一些报社的约稿。

很多编辑喜欢我写东西的风格，主动找上门来。

其中有《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南方周末》、《广州日报》等报社。

因为他们报纸的版面有限，所以写的一些东西一般在800到1000字之间。

每一篇都写得很认真，寄到报社几乎可以一字不改。

当时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也是报社编辑犯的一个常识性错误。

某一报社约我写的《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一文，我本来按照历史事实写稽康在临刑时弹《广陵散》，但编辑把它改为是在狱中弹的。

文章发表后我哭笑不得，觉得他们不严肃。

后来在出书时把它改了过来。

那时，我刚刚30多岁，善于思考，有很多诗意的想法，并且也愿意动笔把它诉诸于文字。

1998年，在民族音乐学家冯明洋教授的建议下，我把这些文章汇集起来并以《粤乐艺境》命名交付给花城出版社出版。

现在我不想再翻这本书，觉得更重要的是创造未来。

我在书中曾谈到，童年多幻想，少年多梦想，青年多理想，中年多思想。

这种想法进入中年以后，其感受更加强烈。

中年是反思性的年龄。

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

”我现在到了“知天命”之年了，对许多问题的思考却更趋活跃。

　　王：按照美学家宗白华的说法，中年是生命丰满的音乐。

因为它的以前是生命的前奏，它的以后是生命的尾声。

这个时候的人生是最美丽的人生。

这可以印证您的成熟。

当然，这只是就一般而言。

但我感觉到您不唯如此，好像思考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正常年龄的域限，您对许多问题的反思早已从您的青年时期就开始了。

似乎您对生命总有一种屈原式的“天问”，从哲学上讲，就是一种形而上的终级关怀。

　　余：您说的也有一定道理。

有意思的是，我的一些朋友，当初我把刚刚出版的书赠给他们时，他们只是草草翻阅了一下，没找到多少感觉。

但最近当他们闲下来认真看时，发现里面有一些关于对人生、文化和审美等的思考对他们有点启发，我感到很欣慰。

这与一个人的生活的经历有关。

当他们奔波忙碌于世俗利益时，是不可能坐下来认真看点书的；当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程度满足后，他们就会有精神的企求，希望看点书。

我经常想，一个个体的生命，不期然来到地球，变成一个既具物质性又具精神性的人。

真是上苍一种奇妙的构思。

从物质层面，人是生物进化链上的一个环节，他直接由父母所生。

但人不仅是物质性的，人更有精神、有思想。

用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的话说，人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

人作为一根芦苇是渺小的，但因为他有思想，又是伟大的。

面对自然、社会和人类历史，我也经常发问：为什么我是一个人？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由于找不到答案，所以曾一度精神上很茫然，也十分痛苦。

有时干脆就跟着感觉走，干脆就“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也“不要问我往哪里去”，因为不来的却来了，不去的毕竟去了。

来去未了，是为情结未了。

来去了了，是为艺术化了。

为了超越这一痛苦，以获得审美的慰籍和快感，我把这种力量创造性地转化为艺术符号，从中获得审美的沉醉。

正像政治家把这种力量转化为改造社会、科学家把这一力量转化为改造自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