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逸士胸怀鸿鹄之志――《平沙落雁》据说《平沙落雁》是近三百年来流传最广的古琴曲，现存的琴谱就达五十余种。

与其他名曲不同，《平沙落雁》的背后，并无脍炙人口的掌故。

《平沙落雁》最早的版本载于明代崇祯七年（1634）刊印的《古音正宗》。

《古音正宗》这样解题《平沙落雁》：“盖取其秋高气爽，风静沙平，云程万里，天际飞鸣。

借鸿鸪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也。

……通体节奏凡三起三落。

初弹似鸿雁来宾，极云霄之缥缈，序雁行以和鸣，倏隐倏显，若往若来。

其欲落也，回环顾盼，空际盘旋；其将落也。

息声斜掠，绕洲三匝，其既落也，此呼彼应，三五成群，飞鸣宿食，得所适情：子母随而雌雄让，亦能品焉。

”按说崇祯七年的时代，正是明朝饱受内忧外患困扰的时代。

朱明王朝王祚将尽，天下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

此时刊印《古音正宗》，也许作者另有深意。

上面的解题文字意趣昂然，并无半点忧天悯地的情绪在内。

也许“借鸿鸪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也”两句，正是中心点题之句，以示儒家倡导的“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

逸士即隐士，指隐居山林的读书人。

孔子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易》曰：“天地闭，贤人隐。

”从现实急流中退却下来的文人，在山林、田园中找到了最后的栖身之所。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说法。

中国历代文人及其作品，受中国隐逸文化影响甚深。

逸士虽“处江湖之远”，但社会影响力有时并不弱于“居庙堂之高”者。

最早的隐士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商朝的伊尹曾隐于市肆，周朝的姜尚曾隐于山野。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隐士层出不穷。

汉代以后，隐士的身份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义，一般指那些不与朝廷合作而又具有一定文化影响力的人。

三国魏晋时代是隐逸最盛行的时代，士人“以高隐为贵”，诸葛亮、陆机、王猛、谢安等历史名臣都曾有过隐逸的经历。

真正的隐士应该“只钓鲈鱼不钓名”，但是，渐渐地，自魏晋以降，隐逸却有极端化、世俗化的倾向。

隐士中的一些人，他们不但“钓名”，而且“钓利”。

他们把隐逸做为获取名誉和功利的手段。

也有的当权者，为获得礼贤下士的名声，刻意逢迎隐逸山林的士人，有的甚至不惜以“假隐”充“高隐”。

《晋书·列传第六十九》记载，隆安二年(399年)，东晋权臣桓玄（桓温之子）发动叛乱，把持了东晋朝政。

自魏晋以来历代都有隐士，偏偏当时却一个也没有。

桓玄觉得很没面子。

为获得礼贤下士的名声，他赶紧派人找来了西晋著名隐士皇甫谧的六世孙皇甫希之。

先让皇甫希之隐居山林，由桓玄资助各种费用。

然后桓玄下召将皇甫希之征为著作郎，但又指使皇甫希之故意推辞不接受，然后桓玄下召封皇甫希之为“高士”。

此事传为举世笑谈，时人戏称这种隐士为“充隐”。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见于唐代刘肃编的《大唐新语·隐逸》。

唐时的卢藏用考中进士后，特地隐居终南山中，但他身在山林，心在朝堂。

与当时的朝士交往密切，后果以高士名被召入仕，授官左拾遗，时人称之为“随驾隐士”。

另一个隐士司马承祯尝被召，将还山，卢藏用指着终南山曰：“此中大有嘉处。

”司马承祯慢慢道：“以在下看，这是仕官的捷径啊。

”这就是人们所称的“终南捷径”。

此时隐逸已成为一条做官捷径了。

士人的隐逸，根据其价值取向，大致可分为儒之隐和道之隐。

前者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天下有治则进，天下无道则隐。

儒之隐者大都抱有“兼济天下”的抱负。

而道之隐则无任何功利目的，通过遁世来使心灵获得最彻底的明澈和宁静。

对于那些既有从政经历又有隐逸经历的人来说，其隐逸分为仕前隐和仕后隐，即先隐后仕和先仕后隐。

《平沙落雁》所表现的“逸士心胸”中的逸士，虽身处隐逸之地，犹胸怀“鸿鹄之志”，应属于儒之隐和仕前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