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一词具有多种多样的含义，可以进行多种多样的解释，它在这方面所造成的麻烦，较之古典主义一词，有过之而无不及。

　　问题大致存在于这么几个方面：　　　　人们习惯于把雨果的《<克伦威尔>序》称为浪漫主义的纲领，这是因为雨果这篇讨伐伪古典主义的檄文，确曾获得广泛的响应，从而得以用一大批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掀起一个类似文艺复兴的运动，以显示浪漫主义文学的巨大声势。

因此文学史上常把雨果发表这篇序言的1827年和随后因雨果的浪漫主义戏剧《欧那尼》上演成功而达到浪漫主义发展高潮的1830年，作为古典主义同浪漫主义在时间上的分界。

但是，如若探究浪漫主义的根源，却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初。

因为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的中短篇小说《阿达拉》（1801年）和《勒内》（1805年），已经包含了日后浪漫主义文学将要加以发展和夸张的一切优缺点的萌芽（持别是勒内这个悲观厌世的“世纪病”的典型人物的出现），所以有些人常把整个十九世纪视作浪漫主义的纪元，有时甚至还把它的结束时间延伸到大约1910年间。

由此可见，文学艺术上不同时期的过渡，时常存在着两种因素相互渗透和交错的情况。

拿音乐来说，浪漫乐派作曲家并不曾提出过什么纲领，也很少结成志同道合的集团；但是，音乐中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也有既相反对又相连贯的情况。

例如，在巴罗克音乐鼎盛时期，斯塔米茨严谨工整的创作已经具有古典主义的雏型；又如，贝多芬是集古典主义之大成的作曲家，但他同时又开了浪漫主义的先河，对他的作品当时的人们认为是浪漫主义的，贝多芬实际上对所有浪漫主义早期作曲家都有影响。

扩大来说，音乐进化的整个历程，有时也可以视作从古典到浪漫的循环，这样一来，浪漫主义就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属于十九世纪的了。

所以，要划定音乐的浪漫主义时期就相当麻烦；如果我们把贝多芬逝世的1827年作为音乐的浪漫主义的起点，这同文学上的分期倒相符合，但是基于上述种种理由，这毕竟过于粗略，其中带有很多假定的因索。

　　其次、高尔基在他的《俄国文学史》中第一次把浪漫主义划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因此，如今在谈论浪漫主义及其作家和作品时，大多根据作者的政治立场、即对待革命的态度，区分为积极的（又称进步的或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和消极的（又称反动的或贵族的）浪漫主义两个不同的阶级流派。

浪漫主义内部的两种倾向的相互联系，本来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即使是积极的浪漫主义作家多半也还有消极的一面，这是当时西方各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所决定的。

因此，原则上可以区分，但又不能绝对化。

举个例说，在文学领域固然可以举出这两种浪漫主义流派各自最早的代表人物——一个是斯达尔夫人（Mme de stael，1766-1817），另一个是夏多布里昂；但是在音乐领域就很难找到这样绝然的人物一在浪漫乐派作曲家中，瓦格纳是够复杂的了，可又无法把他归入浪漫主义右翼。

这又是一个难题所在。

　　还有，浪漫主义是某一特定时期的一种风格，还是一种创作方法，这也时常有所争议。

比如说，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作曲家所使用的音响材料（基本的和声体系）和体裁与形式（奏鸣曲、交响曲与弦乐四重奏等），基本上是同一的；同以往不一样，巴罗克音乐曾用通奏低音技巧以替代十六世纪古老的复调，古典时期又用主调音乐以替代巴罗克的赋格曲，但浪漫主义却没有类此的替换物，它只是在不同程度上对过去传统的个别形式加以发展和革新而已。

因此，有人就认为浪漫主义并没有创造全新的风格，它只是古典风格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

　　诚然，我们在探讨浪漫主义这一论题时，曾遇到过这样一些麻烦，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浪漫主义本身所固有的一些特点却又显而易见。

　　关于浪漫主义，历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倒是意见一致的，那就是浪漫主义感情的激流冲垮了古典主义的理性王国，现在是感情统御一切。

如果把古典时期的理性比作冰层，而古典主义作品中情绪的激流只能在这冰层下边翻滚，那么，浪漫主义却已经是从热情的火山爆发出的熊熊烈火了。

这种情绪的烈火，不管是爱是恨，是英雄性或是诗意的痛苦，它的反映带有很强烈的戏剧冲突，事实上浪漫乐派作曲家在很多场合中总是力图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戏剧性事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