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晋国悼公、平公时期，出现了一位杰出的音乐家师旷。

师旷不仅音乐造诣高深，而且关心民生，以乐论政，具有高明的治国理念，后人尊之为“乐圣”。

因他是盲人，他又自称为“盲臣”或“瞑臣”。

　　师旷(前570年前后)，字子野。

春秋晋国杨邑(今山西洪洞师村)人。

他是晋人，字又称晋野。

据早年碑记云，师旷本为范氏，曾行医于世，又琴艺高超，徒弟甚众而待以师礼，所以他便以师为姓。

　　目盲者往往听力发达，师旷辨音能力超强，又善演奏各种乐器，技艺不凡。

长期的音乐艺术实践，使师旷达到了高深的艺术造诣，故而被任为晋国的高级乐师，历事悼公、平公，名显于世。

师旷的事迹散见于《逸周书》、《左传》、《国语》、《吕氏春秋》、《史记》等古籍篇章中，没有专传。

这当是古人不看重乐师的地位，视其为贱业的等级偏见所致。

　　师旷精通音律，有一套成熟的音乐理论。

师旷通晓五音、十二律，尤擅古琴。

据说他创作了《阳春》、《白雪》、《玄默》、《无射》、《北鄙》、《峤》等乐曲，流行一时。

楚大夫宋玉称《阳春》、《白雪》，曲弥高、和弥寡，是典型的雅乐。

明代乐家朱权《神奇秘谱》称，《白雪》为师旷所制。

因有《白雪》，继作《阳春》宫调，其乐取万物之春，和风淡荡之意；《白雪》商调，取凛然清洁，雪竹琳琅之音。

这样高雅的乐曲，到唐代已无传人。

据知今人所传《阳春》、《白雪》乃取旧谱而增修者，已非原本。

师旷生前声誉极高，诸侯纷纷聘请他到各处演奏。

师旷曾到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吹奏献艺，后世有“古吹台”遗址，亦称“繁台”。

1963年开封市将此古迹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供人凭吊和纪念这位2000年前杰出的音乐家。

　　师旷的特殊才能，表现在他精于审音辨律，尤善琴艺。

师旷认为古乐有《清商》、《清徵》、《清角》三种。

他继承了西周杰出政治家周公创制的礼乐文化传统，认为音乐的高雅低俗品位关乎时代风气，反映着政治清明昏暗程度。

他指出《清商》属不祥之音，而《清徵》是吉祥之音，《清角》品位最高，不可多得，是盛世之音。

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见解，是因为音乐有道德教化的功能，流行于四方，对民间风俗有潜移默化的引导涵养作用。

《礼记》称“情动于中，故形于声。

声成文，谓之音。

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

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师旷吸收了这种儒家乐论的精华，强调音乐反映时代风气，政治的好坏影响着音乐的品位。

这种见解有着深刻而合理的内涵，与唯物史观主张上层建筑诸因素发生相互作用的原理，颇有一致性，值得今人科学地把握和借鉴。

　　“审乐以知政”，“乐者，通伦理者也。

”(《乐记》)这就是师旷乐论的核心。

师旷不仅以此建构他的音乐理论，而且积极地干预政事，以自己的擅长为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事业尽力服务。

晋悼公时期，能修旧功，施德于民，复兴霸业，政治一度清明。

悼公曾问政于师旷，师旷只回答一句：“惟仁义为本。

”说明师旷对儒家民本思想的深刻理解。

孟子称赞师旷“……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即反映了乐理通于政理的儒家理念。

《左传》载，晋悼公十四年(前558年)，卫献公暴虐，被国人驱逐，悼公认为卫人做得过分了。

师旷则借此劝谏：献公虐民过甚，作为一国之君不能爱敬民众，反而使国人绝望，这样的国君要它何用，能不驱逐他吗？悼公听后觉得师旷说得对，连连称是。

《韩非子》载晋平公设宴招待齐景公，景公向师旷请教治国之道，师旷即刻回答：国君必须施惠于民。

景公一连问了三次，师旷都是这样回答。

景公归齐后深悟其理，放粮济民，散财于众，采取施惠政策，从而赢得民心，驱除了政敌，巩固了政权。

可见，师旷并不是一位单纯以乐悦君的音乐家，而是一位正直有良知的关心民众利益的思想家，他是很有政治头脑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