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70年代末毕业于国内某音乐专科学校，80年代初移居海外加拿大，以从事声乐演出/教学和研究工作。

对声乐的浓厚兴趣使本人拥有了一份坚持了一辈子的学习的执着。

回头看自己在声乐方面所走过的路和做过的事儿，虽然不是非常辉煌和轰轰烈烈，但是，也有几分回肠之感慨——无愧于当一位老师。

我尽管之前大多数时间和精力花在国外，用在国外学生的身上，但是，作为一位中国人，我和我的家人无时不刻不关心国内声乐事业的发展，总渴望着有朝一日有机会在国内家乡为自己国家的学生上几堂课，就算是一种回报也好。

“无心不成事”，就是这份惦念让我认识了本文中我要写的主人公——黄太闻先生。

黄太闻先生，论辈分，论年龄，论学历都比我小得多，按照偶然的教学关系来讲，我还是他的师叔一辈，但我还是应该称他为黄太闻先生，原因很简单，只是因为他也叫我“黄峨山先生”；他认为我是他的老师，我认为他也是我的老师。

我与黄太闻先生从认识到成为忘年之交，是因为两篇声乐论文。

这两篇论文，一篇是太闻先生手中由我本人80年代发表的《声乐与生态》；一篇是我在网站上摘录的黄太闻先生撰写的《声乐的有效教学》。

黄太闻先生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黄先生，是您的一篇文章指导我的教学”。

我的回答是：“黄先生，是你的《有效教学》改变了我半辈子教不好女高音的命运呀！” 黄太闻先生说，他手中的这篇论文从90年专业老师那里的来后，收藏至今，是因为他认为最适合自己学习观点。

是我关于声乐生态化的治学观点影响了他的声乐教学观，挽救了他一度因为滥用声因而几乎失声的专业命运。

我深知，这里面不免有很多褒奖之词和奉承之意，但是，我的确觉得是黄太闻先生的教学观点改变了我的教学命运。

我是一个男中音，本人自认教女高音和女中音，没有教男高音和男中音那么容易和顺利，即使我的弟子中出色的女高音并不少，但是，我觉得我的教学经常因为声部的差异而出现很多障碍和误差，特别是在声音训练方面。

多年来，我碍于无处请教，不便请教而羞谈教学，成了我的一块心病。

两年前，回国省亲，应邀在福州讲学期间在网站上不经意看到了太闻先生的《论声乐有效教学》的《如何教好女高音》，使我茅塞顿开，认识到了我对女声发声的概念误差。

君子之交淡如水，知交并不在于有多少次往来和以什么往来。

我认为作为学者，学术上的认同和交流；作为生活中的平常人，经验上的互相学习和借鉴足以让相互彼此觉得无比庆幸和珍贵。

黄太闻先生是一位很好的声乐老师，就象他在他的教学论著里说的——合格的声乐老师应该同时是一个优秀的歌唱家/一个教育家/一个父母/一个学者和一个单纯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