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艺术作为一种文人音乐，集中凝聚、浓缩了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

古琴谱式因人、因情、因时而异之相对性，正与中国文人所追求的超然物外、清远空灵之意境深相契合。

　　中国琴学历史悠久，谱系深广，文献丰富，几千年延绵不绝。

在其近3000年的历史发展中，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曲谱遗存，是保存古代音乐资料的宝库。

历代传下来的古琴谱集约有160多种，所遗存的琴曲700多首，而这些琴曲又因流派、传承与个人风格的不同，产生了3000多首不同版本的传谱。

这些古老的琴曲，通过其独特的记谱方式得以留传至今。

　　如果用今天的标准和眼光看，古琴谱式在节奏、时值功能的提示方法上有较大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

然而，任何一种谱式的产生和形成，并不仅仅是音高、节拍、节奏、速度、力度等符号的简单选择与诠释。

在记谱体系背后，实质上蕴藏着特定的音乐观念、艺术思维和文化构成模式。

日本音乐学家山口修在《从人类学研究乐谱的意义》中认为，音乐是人类行为的产物，象征着一定的文化。

音乐文化的价值体系和概念体系，可以置换成听觉、视觉或触觉的象征。

他主张把乐谱法或记谱法放在一定的文化整体中，考察其地位及其与其他文化现象的关系，乐谱法或记谱法，是音乐文化中的一种视觉表象，如果从人类学或民族语言学来看，记谱法应是各种各样文化构造的反映。

　　古琴记谱法基于中国古代文化背景的产生、变化与传承，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审美观念、历史文化等密不可分，它是中国古代文人心理特征、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的综合反映。

　　记谱、打谱与传承　　中国传统的“模糊记谱”与西方的“精确记谱”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表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很难以“先进”、“落后”简单加以判定。

西方的记谱体系，以精确的符号忠实地记录音乐，并以此作为一种技术追求，形成重视作曲家书写定格及其客体阐释传统的行为特征。

而古琴艺术作为一种文人音乐，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代表了中国古代文人寄情抒怀的生活追求和理想境界，它集中凝聚、浓缩了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

因此，古琴谱虽不像西方五线谱那种空间座标图表看上去一目了然，没有形成像五线谱那样在音高、节奏、句逗、强弱、装饰等方面所具有的精确性，以及独立的表情、速度、力度等规范的体系，但给予演奏者的创作自由度和不确定性比五线谱记谱法要大得多。

中国文人所追求的超然物外、清远空灵之意境，从古琴身上找到了最为理想的寄托，而古琴谱式因人、因情、因时而异之相对性，正与其所追求的意趣、韵味深相契合。

鼓琴者只有“心超物外”，才能“知其意则知其趣，知其趣则知其乐”(清·苏璟)。

明人萧鸾曾说，“今之按谱而为琴者，率泥其迹而莫诣其神，攻其声而莫极其趣，而琴之道殆荒矣”。

　　在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过程中，无论是有谱，还是无谱，“口传心授”始终是传承的主要方式，并成为中国传统音乐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特征。

古琴艺术作为一种文人音乐，虽有丰富的谱字系统，但乐谱的意义主要在于为传承留下可凭借记忆的依据。

乐曲中丰富多变的演奏手法及细微之处，则须通过口耳相授、耳濡目染得以传承，在直接的、面对面的弹奏与传习中，被传承者得以体悟与领会琴乐之内在含义和神韵。

因此，琴谱在古琴音乐的传承中并非作为“标准谱”，古琴音乐不可能离开口传心授而独立传承，乐谱仅是保存音乐的一个备忘和参照。

　　由于古代琴谱不标示节奏，乐谱主要记录了演奏的指法、音位，其音声谱字并非对应，故而，一旦某些琴曲“口传心授”的传承断裂，即须通过打谱来恢复其生命。

五线谱、简谱与音乐基本上是一一对应的，只须对谱视奏，便能把谱中面貌展现出来。

而古琴对于乐谱的诠释，最终变为音乐演奏者通过认真细致的“打谱”来实现其向具有实际意义的音响世界的转化，因而使同一首乐谱在不同演奏家的“打谱”演奏下，产生出不同的音乐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