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乐队到目前为止已经更换了三位吉他手，草创之初是美籍华人郭怡广，然后是大家熟知的刘义军–老五，然后又是郭怡广，直到现在，“唐朝”乐队变成了刘义军和陈磊两个吉他手，而郭怡广则成为了“春秋”乐队的吉他手……　　世间的事就是这样，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浪淘沙留下的其实仅仅是一颗不浮不躁的平常心，我想现在的郭怡广应该更能体会这其中的味道。

当初的郭怡广完全是抱定一颗火热的心回到中国大陆轰轰烈烈的做摇滚乐的，当然，他也确实达到了这个目的，因为经他和丁武一手创立起来的“唐朝”乐队已经毫无争辩的成为中国摇滚乐的一面大旗。

郭怡广本人深深爱着中国博大精深的古文化，而且他也在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来传播这些文化。

单单就他一手组建起来的”唐朝”和”春秋”两支乐队的名字就能看的出来。

他讨厌外国人误解中国，误解中国的摇滚乐，当他将自己置身在中国的摇滚乐中时，感觉心脏和音符的律动才是同步的。

　　郭怡广毫不讳言自己的技艺与那些狂热的技术癖相比并不是太好，但是他的乐感和音乐理念却很独特，我想大家应该不会忘记他在《再见张炬》里演绎的那首歌，相信听者都会为之动容。

“唐朝”乐队的第二张专集《演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已经实现了进步，当然，这个进步在常人看来几乎不存在，吉他部分对于诠释这张概念性的金属专集来说无疑是最重要的，它已经由早期火花四溅的炫技过渡到了沉稳的严肃之中，在这里，由于乐手阅历的丰厚和感觉的成熟，音乐已经冲破了任何禁忌，而郭怡广所做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记：谈谈你学琴的经历吧。

　　郭：我是在美国长大的，先接触的是钢琴，弹了好多年的钢琴，然后大概9岁的时候又开始拉的小提琴，拉了三年小提琴，也拉过大提琴，后来我家搬家了，从纽约州搬到了亚利桑纳州，可是到了亚利桑纳州发现那里的中学根本没有交响乐团，我也就没有继续拉琴，又弹过钢琴，也不是很认真，这时候我已经13-4岁了，后来就开始玩摩托，特野的那种，每天就这样跟很多的朋友们玩，这时候我开始听重金属，然后我的一个朋友他父母给他买了一把吉他，可是他对那玩意儿不感兴趣，于是他就借给我用了。

弹了一个月我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和弦。

大概15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开车上学，每天车上坐着我和我的弟弟，还有我的两个邻居，其中一个邻居是打鼓的，打的相当不错，我弟弟是弹琴的，我就对另一个朋友说‘那你就学会贝司呗，正好我们四个人可以组个乐队’，而那时候我琴弹的特别差，乐队组起来玩的也是特别特别差，虽然是原创音乐但是演出的特难听，演出了一次挨骂了，这下受刺激了，我就回家好好练琴。

第二次组乐队是上大学的时候，这时候就稍微好一点。

我学琴纯粹是野路子，从来没有正规的学过，从来没有上过课，我连谱子都不会认，包括六弦谱子都不会认。

好多人都说我的技术特别差，这一点我也承认。

这么多年不管我是在北京的琉璃厂还是在国外任何一个地方，我总能看见许许多多比我强的吉他手。

如果说我在音乐上有什么长处的话，我个人认为我在音乐的编配上还是比较得心应手一些，还有就是我觉得我在把握吉他的音色上也还可以。

也有人说我吉他弹的很干净。

　　记：你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喜欢的就是重金属吗？　　郭：不见得，我是开始喜欢的重金属，后来大学的时候听的特别少，只是偶尔听一下，主要听的还是前卫摇滚，就是所谓的“艺术摇滚”。

回来中国以后，接触的朋友他们比较喜欢重金属，虽然对我来说重金属并不是我特别喜欢的音乐，但是玩起来也挺合适，而且我也会两下，正好他们也需要我，于是大家就玩起了重金属。

　　记：我第一次看见你的名字是因为那时候你是“唐朝”乐队的吉他手，你能不能谈谈当初加入“唐朝”乐队时的情形？　　郭：确切的说，并不是我“加入”的“唐朝”乐队，因为“唐朝”乐队是我和丁武一手创立起来的，“唐朝”这个名字是我起的，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最早是因为我的那个大学乐队本来打算来上海和北京演出，可是最后没来成。

当时我在美国的时候看了许多中国朋友发过去的传真什么的，我知道原来国内像鼓、镲片、音箱之类的什么都有，于是在88年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直接回做中国来了。

背了一把琴，带了一些效果器，和一个特别特别小的小箱子过来。

在北京语言学院认识了几个美国人和加拿大人，组了一个小乐队，那天我们乐队就去琉璃厂一个叫“华彩”的乐器行，那时候北京的琉璃厂就几家乐器行，我们想过去问问那里能不能组织排练或者租点设备，那家乐器行的人对我们感兴趣，就让我们插上琴玩一玩，结果进来好多人来看的，后来乐器行老板把我们叫到后面问我们想不想上台演出，并且给我们约了一个朋友说你们一定要见这个人，叫的这个人就是丁武，当时丁武是黑豹乐队的主唱，没过多久我就把丁武从黑豹给挖走了，就组了一支新乐队，这个时候大概是89年的二月份。

最早是有一个西安的一个公司想拍电影，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剧本，倍儿傻，叫《摇滚的疯婆子》，想让我们组一个乐队来为这部电影做配乐，他们找的丁武，丁武找到我，当天晚上我们就在那个剧组的招待所里，我就给起了这个名字–“唐朝”。

　　记：我曾经看过一些“唐朝”乐队以前的报道，上面说早期的“唐朝”乐队的设备非常的次，吉他的指板已经破的就剩一半了，没有音箱只能用大喇叭之类的，是这样的吗？　　郭：太夸张了，没那么次，最多就是拨片是用饭店里的饭卡自己剪的，而且我在“唐朝”乐队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已经有“百威”音箱了，只是吉他弦不容易买到而已。

　　记：刚组“唐朝”乐队时候，有没有一个核心的想法，也就是说乐队作品的思想核心？　　郭：当然有，包括我们找的这些人，张炬，赵年。

国外的重金属，他们也是依据一些古老的传说，他们都有类似于中世纪这样的文化背景，而我们中国同样有我们自己传绿的英雄，跟重金属音乐有点沾边的，我想做这么一种风格，就是又文又武的一种风格，就是尽可能的少用或者不用布鲁斯的东西，主要用中国传统的五声音阶加重金属的感觉，反正就是有点中国味在里面，具备东方大气磅礴的那种气概。

最早就是这么想的。

　　记：你在国内这么多年，可以说你完全是一直看着中国的摇滚乐发展过来的，你认为这么多年中国摇滚乐的整体水平以及音乐的氛围普遍提高了吗？　　郭：当然比以前好了许多了，我想有很多人，他们老是认为80年代末或者90年代初的中国摇滚乐是黄金时期，但是我不那样认为，因为毕竟现在社会发展了，出现了那么多的琴行，那么多可供演出的酒吧，那么多好的乐手，那么多的媒体，资讯那么发达，资料也特别丰富，知道国际的标准，有些地方甚至是和国际同步的，一切都开始多元化。

而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根本就没有打口磁带和打口CD，标准特别低。

昨天晚上我去一个酒吧看演出，完全就看傻了，有些乐手的技术真的是特别特别棒，真的是比当年强的太多了。

　　记：对，现在确实比以前强了很多，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进步的同时也有许多好的东西失去了，比如有些人完全被过剩的资讯冲昏了头脑，开始迷失了。

你认为是这样吗？　　郭：我认为人们都把那个年代给浪漫化了，其实是特别苦的，但是要是说到缺陷，我认为就是那个年代缺少竞争，不管你弹的怎么样，只要你会两下，就可以演出，就会有人给你钱。

但是那个时代还是有一些我很佩服的人，像老崔呀，唐朝呀。

而现在竞争多了，这是对大家都好的一个现象，现在就是一个自由市场了，未来会更好的。

　　记：现在许多人已经不会再在练习上下功夫了，心都变浮了。

　　郭：我自己不喜欢听说唱金属，但是我承认它有自己的魅力。

　　记：现在好多时候证明，技术以外的东西，就像你刚才谈到了诸如灵感、观念、想法这些往往比技术更重要。

　　郭：我认为技术是一个工具，如果你技术达不到你的想法也是达不到的，一些东西是无法弹出来的。

技术是次要的也是主要的，就看你需要什么样的音乐。

　　记：去年我在大兴的“拿铁音乐节”上第一次看了你们“春秋”乐队的演出，你再谈一下“春秋”乐队的一些情况吧。

　　郭：我是89年回的美国，91-92年又回来了，我偶尔跟“唐朝”乐队演出，从96年一直到99年我一直在“唐朝”乐队，99年6月份我就离开音乐圈了，淡出江湖了，开始作网站啊，写东西。

98年我在“唐朝”乐队的时候，有一次我在云南昆明演出，认识一个小伙子叫杨猛，当时他有一个乐队叫“第七天”，他们乐队挺不错的，那天我们就用箱琴玩了一晚上，发现杨猛对音乐的一些想法，对音乐的理解跟我是一模一样的，他的技术也不是特别的好，也是没怎么练过，可是他是那种很有感觉的那种，也是喜欢把一些民族的东西融入到音乐里，节奏性比较强的。

但是这时我还是在“唐朝”乐队，我和杨猛有两年没有见面，有一天，他们乐队就来了北京，来了没多久就散了，分成了两支乐队，一支是他的那个“第七天”，一个就是“AK-47”，然后杨猛就找我，想让我跟他一块儿组个乐队，找了我几次，最后还是说服我，于是我就加入了，他还找了一个年轻的吉他手叫寇征宇，是“窒息”的吉他手，这样我们就成了三把琴，觉得也挺新鲜的，我刚刚加入乐队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当制作人，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35岁了，就打算只跟他们排排练呀，编编曲呀，最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