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民谣热得不得了：任何一个城市的酒吧都会响起《董小姐》，各大音乐节上，民谣歌手占据了 75% 壁江山：张楚、野孩子、万青、李志、洪启、陈粒、张悬、小河、马条、周云蓬、宋冬野、陈鸿宇、好妹妹、钟立风、万晓利、尧十三……这些原本只在文青范围里有影响力的独立音乐人，变得越来越大众。

在传统流行音乐入土为安的华语乐坛，这些民谣歌手们的音乐却像微商一样传遍了祖国大地。

所以民谣歌手都在唱些啥？网友王登科用大数据分析了民谣歌手的 42 万字的歌词，来搞清楚这件事儿，并用结果来指导 21 世纪中华文青的生活方式。

首先，他选取了大约 30 个不同风格、基本能够覆盖所有人群的民谣歌手和乐队（一般人熟知的民谣歌手的数量应该也不会大于这个数字了），然后，他写了个爬虫程序自动抓取每个歌手的 50 首歌，得到了小 100 个满满的快要溢出情怀的歌词文件。

在王登科的统计里，民谣歌手唱的最多的几个词语是：再见，姑娘，夜空，孤独，快乐。

那些民谣歌手都是什么样的人？首先是情绪分析，王登科根据情绪稳定指数，把歌手们分了 3 类：via @超级王登科/wechat以郝云和丢火车为代表，是比较开心的一类，歌词充满正能量，丢火车乐队的歌词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三个词分别是“永远”“晚安”“倔强”，听起来像是个给妹子每天问候“早晚安”的纯情少年。

以忧伤为代表的是李志，他的歌词中充斥着“孤独”“沉默”“泪水”“心慌”等词语，感觉负面能量太多，需要服用一些中国梦来中和。

via @超级王登科/wechat李志歌词里的高频关键词还有一类，以赵雷委员为代表，不疾不徐地展示着平静安详，他的歌词和本人一样情绪稳定，不卑不亢，缺点是较难快速给人以强烈的冲击。

接下来，王登科分析了民谣歌手最喜欢的季节。

via @超级王登科/wechat歌词中，春天出现了 81 次（赵雷委员应该做了不少贡献），冬天 74 次，夏天和秋天分别是 70 次和 47 次。

由此可见，最受欢迎的是春天和冬天，最不受欢迎的是秋天。

他也分析了歌手们最喜欢的城市，结果如下：via @超级王登科/wechat北方城市完胜南方城市，北京是被唱的最多的地方，出现了 81 次。

但是歌手们更爱歌唱“南方”而不是“北方”，“南方”比“北方”多出现了大约 5.7% 。

via @超级王登科/wechat王登科还统计了一个数据，民谣歌手们是在向前看还是向后看，是对未来寄托希望，还是缅怀过去？via @超级王登科/wechat看得出，民谣歌手是在像前看的，至少是活在当下的，“明天”这个词在歌词中出现的次数最多，接着是“今天”和“昨天”，而“前天”和“后天”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最后，王登科总结了一下民谣歌手的人格画像：一个热爱南方的北方小伙子，他游走在成都，昆明，南京，上海，武汉，他时不时觉得世界很操蛋，但依然憧憬着明天，通常来说没有女朋友，但肯定有几个纠缠不清的前女友，春天他感到快乐，冬天他感到孤独，他怀念故乡故土，唱着小情小爱，南方的姑娘啊，北方的女王……微在君感觉，王登科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指标，或者是出于难以统计而放过了这一点，那就是民谣歌手的出行方式，以及由此可推的经济状况。

印象里，民谣歌手们最爱的交通方式就是火车，不是时速 350 敞亮通透的高铁动车，而是车厢里荡漾着脚丫子味儿的绿皮火车，要从北方开往春天，开往希望，开往遍地稻田、遍地姑娘的美好南方。

毕竟，这届民谣歌手最大的特点就是又穷又酸啊！爱笑的民谣歌手，运气都不会太好。

民谣歌手们好像一般都点儿背，小半辈子都在迷茫、彷徨和丧。

微博上的 @猪蹄蹄小朋友 说：“民谣里唱的爱情会让人觉得连冈本都用不起，做爱的环境里也不会有空调。

”知乎上的 @老编辑 说：中国民谣有两大窠臼，唱别人想去不能去的地方，唱自己想日不能日的姑娘，除此之外不知道该把这么多无病呻吟用在什么地方。

via @相征/weibo看看对岸的陈绮贞老师，人家多体面。

大部分民谣歌手们没吃过什么了不起的苦头，只有一身贫穷的记忆，漂过几个二三线城市，登时觉得自己领悟人生了，遂以一种拧巴的深情，操着漏风的烟嗓，配上含混不清的含痰式唱法，表演着未老先衰的故作沧桑，再没皮没脸地倾诉对某个姑娘的意淫，一首歌下来，你除了验证民谣歌手都是臭不要脸的男权癌以外，搞不清他们到底想表达什么，可能是贪嗔痴恨爱恶欲里的一种，总之，既得不到，又忘不了。

via 网易云音乐他们的歌词跟大数据流水线写出来的差不多，不是像川普演讲一样单调，就是像郭敬明小说一样矫揉，要不就像晋江小黄文一样色情；伴奏是把按不准的吉他，就着几个简单的和弦，逼格高一点的，加一些小号或者唢呐来撑排场；唱歌最好能用方言唱，一边象征着远方，另一边象征着故乡。

乐评人杨波老师一度将如今的民谣歌手们喻为一片平瘫在地上的泥，这滩泥唉声叹气却又死心塌地作涂地状：我可怜啊，我伤感，我伤感啊，我可怜。

他们的音乐只有两种姿态：自怜和造作。

他们沉浸在被迫害的人设里，不仅自怜，还要显摆自己在自怜，他们自恋、自渎、自欺、自取其辱、自言自语、自我感动……唱来唱去，都是沉溺在骚柔的“小我”里，酸腐、庸俗、谄媚、伤情，自以为把生殖器唱出来就是文艺，把撸管唱出来就是坦荡，然而姑娘们为什么还不来睡我？摇滚和民谣的区别。

via @反裤衩阵地/weibo事实上，民谣确实是最接地气、最爱表达自我的音乐流派。

民谣作品确实都是大白话，配器也简单，便于传唱。

但好的民谣作品，和任何好的文艺作品一样，表达到位，立意深刻，世俗但不庸俗。

有个现象特别有意思，民谣火起来的时代，都是社会转型、意识觉醒的时代，因为大家都需要表达自我，抒发情绪。

像 1960 年代的美国，民谣是非常激进的表达方式，伴随反战、反种族主义的左翼思潮蓬勃发展。

当时，鲍勃·迪伦的歌声就是人们的抗议的声音，《 Blowing in the Wind 》引领了新民谣浪潮。

这首歌发表几个月之后，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著名的演讲《 I Have a Dream 》，拉开了美国民权运动的大幕。

民谣歌手们用歌声表达自己的世界观，所以歌词对于民谣非常重要。

鲍勃·迪伦的每首歌词都像诗，他年轻时的时候也在如何吐字清晰上下了很大功夫。

2016 年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称他是“英语文学传统中的伟大诗人”，瑞典学院也说：“迪伦出版的大量专辑均涉及社会环境、宗教、政治和爱情。

”鲍勃·迪伦又影响了台湾的李双泽、胡德夫和杨弦，于是又有了《少年中国》、《美丽岛》和台湾 70 年代的新民歌运动和政治运动。

《美丽岛》这首歌见证了三十年台湾民主化历程，这首歌被誉为台湾“自己的歌”，歌中的“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载负着几代人对这片土地的复杂情感。

1970 年代，中美建交，台美断交，台湾在国际社会受到了冷落，被联合国甚至世界卫生组织开除了。

台湾一时在国际社会孤立无援，罗大佑写出了这首《亚细亚的孤儿》：1973 年香港经济低迷，音乐人黄霑给电视剧《狮子山下》写了同名主题曲《狮子山下》，抒写香港草根阶层挣扎苦斗、逆境求强的故事，这首歌一扫沉痛，大气磅礴，意气风发，很有励志的色彩。

电视剧前后持续 21 年，超过二百集，这首歌也在港岛耳熟能详，被称为香港“城歌”。

其实我们大陆也有好的民谣，只是我们一直在歌颂生活，从来没激进过。

90 年代的校园民谣《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青春》、《露天电影院》、《白衣飘飘的年代》、《白桦林》……都很美好，但和那些酣畅淋漓的歌曲相比，好像是少了那么一股子气性。

中国还有一种更“土”的民谣，方言民谣，更像民歌，更有地方味儿，更生活化，既有地域性，又有生命力。

“你是那天上的奇女子，我是那地上的拉拉缨。

”——《贤良》“巴山夜雨纷纷，何处留故人？仿若梦中镜里画，风细水清沙。

”——《巴山夜雨纷纷》“今朝阿拉两噶头拿起一把木琴，来唱唱阿拉一道经历过额童年。

男小歪请侬点好打火机，小姑娘准备卫生巾擦眼泪。

”——《上海童年》这些民歌化的民谣也很可爱，超越了什么乱七八糟的社会价值，他们歌唱生活，直抒胸臆，而不是满嘴生殖器，无聊当有趣，也不是“她是个三十岁，身材还没有走形的女人，这样的女人可否留有当年的一丝清纯”亲戚式操心。

好在，我们的民谣音乐前进了一大步，我们中国有了属于自己的国营民谣。